“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
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
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先说结论：
1、财富取决于幅度，而非频率。即：极少的大高潮。
少数下注较大的投资，构成了一个人主要的财富。
2、幸福取决于频率，而非强度。即：较多的小高潮。
再大的单次幸福事件，持续的时间也不会比较小的长太久。
3、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你此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开始
一
诗人别涅季克托夫，是第一本俄罗斯数学难题集的作者。下面是他出的题：
三姐妹各自卖鸡蛋，分别有10个、30个、50个，要求：
1、任何时候统一销售价格；
2、最终每个人收到的总钱数一样多；
3、卖十个鸡蛋的总钱数不少于10分钱，卖90个鸡蛋的总钱数不少于90分。
请问如何卖？
这道“简单”的题似乎有点儿奇怪：
手上的本钱差别那么大，而且“统一价格”，怎么可能卖出一样的收入呢？
二
再看个欺骗性更强的题目。
甲和乙比拼投资水平，两人各有110万本金。
以下是两人过去两年的股市成绩。
（第一年）：
甲投资10万，赚4万，回报率40%；
乙投资100万，赚35万，回报率35%
论回报率，甲获胜。
（第二年）：
甲投资100万，赚25万，回报率25%；
乙投资10万，赚2万，回报率20%
论回报率，又是甲获胜。
这道“简单”的题似乎也有点儿奇怪：
看起来两轮都是甲获胜吧，可是再一算：
甲两年一共赚了“4+25=29万”；
乙两年一共赚了“35+2=37万”。
每年投资回报率都是赢家的甲，反而在整体成绩上输给了乙。
为什么呢？
三
关于第一题“卖鸡蛋”：
尽管任何时候必须执行相同的价格，但鸡蛋少的姐妹，可以在价格低的时候少卖鸡蛋，而在价格高的时候多卖鸡蛋，从而实现同样的总销售额。
例如，开始大家都卖一块钱一个鸡蛋的时候，拥有10个鸡蛋的妹妹一个都不卖，拥有50个鸡蛋的姐姐卖掉了45个。
当大家都卖十块钱一个鸡蛋的时候，只有10个鸡蛋的妹妹以高价卖掉10个，拥有50个鸡蛋的姐姐只剩下5个可以卖高价。
关于第二题“投资PK”：
尽管在每个年度甲都赢得了胜利，但是重点在于仓位的分布。
对比而言，第一年对甲乙两人都是好运气的一年；
但是乙在好运气的这一年下了更大的赌注；
所以尽管第一年乙的回报率也低于甲，但是回报的绝对值却远高于甲。
上面这两个例子说明：
面对同样的机遇，即使是处于资源劣势的一方，假如能够利用筹码的分配，也能获得更好的回报。
上 联
财富取决于极少的大高潮
四
如上所述。在关键环节下大注，能够让你在拥有相同或较少鸡蛋时比对手赚更多钱。
这里包括两个要点：
1、发现鱼多的地方。
找寻有基础概率优势的领域。
2、在鱼多的地方下更多注。
“我从索罗斯身上学到很多，但可能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你是对还是错，而是在你正确时你赚了多少，而错误时你赔了多少钱。”基金经理人德鲁肯米勒说。
事实上，当年狙击英镑狂赚10亿的创意及操盘者，皆为德鲁肯米勒。那么，索罗斯做了什么？
德鲁肯米勒在演讲中称，当时索罗斯所做的交易中，约90%都是他的点子，但索罗斯比他“更有胆”。
在那个“索罗斯大战英格兰央行”的传奇故事中，德鲁肯米勒的15亿美元押注即将到期兑付，正考虑进一步增加头寸拨备，甚至建议把所有钱都押上。
然而，索罗斯却认为这“太荒谬了”：
“你知道这种事情多久才能出现一次吗？”
“信心十足但是只投入很小头寸，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索罗斯说。
最终他们加上杠杆，押上了100亿美金，并大获全胜。
索罗斯的策略是：“专攻要害。”
巴菲特在2010年写给股东的信中写到：“好机会不常来。天上掉馅饼时，请用水桶去接，而不是用顶针。”
我戏称索罗斯和巴菲特是“索菲特”：他们都是那种伺机而动、咬住就不放口的致命性攻击动物。
“当你对一笔交易充满信心时，就要给对方致命一击。”
五
彼得·蒂尔在《从零到一》里总结：
只找最好的，因为最好的产生了更多的价值。
这个世界遵循幂次法则：一小部分的公司完胜其他所有公司之和。
他由此总结出了一个风险投资规则：
只投资给获利可达整个投资基金总值的有潜力的公司。
这个规则的反例是：
安德里森·霍洛维茨投资基金给Instagram公司投资了25万美元，后来赚到了7800万美元，两年不到获得312倍的回报。
问题是，安德里森的基金规模是15亿美元：如果只开出25万美元的支票，那么它得找到19个Instagram，才能收支平衡。
所以，重点不是312倍很多，而是25万美元太少。
彼得·蒂尔的基金只关注五到七家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具有独特的基本面，未来可能拥有数十亿美元的价值。
巴菲特曾说，每个投资人都应该假设自己手中只有一张可以打个20个的投资决策卡，每作一次投资就在卡片上打一个洞，用完为止。
问题来了，彼得·蒂尔自己投资Facebook，赚了大钱，但却没能把握机会，继续加重注，甚至在Facebook上市后过早撤退。
毕竟，投资不是做数学题，而是面对不确定性去下注。
还是以本文开头的两个智力题为例：
你怎么知道鸡蛋后来会涨价到十块钱？万一跌到一毛钱呢？
你怎么知道第一年的回报率较高？如果第二年更高呢？
大机会来临了，要下重注。但你怎么知道是大机会呢？
万一是大坑呢？
如芒格所言：如果把我们最成功的10笔投资去掉，我们就是一个笑话。
但是，最成功的十笔投资，开始的时候谁知道呢？
也许，那些大高潮的成功，只是“后此故因此”的后此谬误？
“大机会来了下大注”这个道理，会不会和所有的鸡汤一样，都是事后方知的空话？
六
“大高潮”的不确定性，有三点：
1、大机会的不确定性；
2、入场时间的不确定性；
3、下注比例的不确定性。
我自己误打误撞经历过中国房地产的“大高潮”，在这样一个横跨20年的超级大牛市里，我亲眼目睹了诸多专业人士也会犯下的“错误”：
1、从2000年开始，就有专家坚定认为地产是泡沫，不是机会；
2、早在2003年，就有朋友判断土地供应已经远大于市场消化量，泡沫已经形成，决定退场；
3、有朋友很早看准了一线城市的房价趋势，却只买了个小户型。
地产早已经是“过时”的话题，我也不打算对未来房价做任何预测，而是想以此为例，来说明抓住“大高潮”有多不容易。
大机会来临时敢于下大注。
也许这句话真的是真理。然而，真理往往有两个特点：
1、很简单；2、没有操作指南。
刚刚过去的2020年，疫情造成的捡钱机会，有多少人敢下手？
德拉肯米勒在市场趋势反转时，用“价值分析法”来测度期货价格可能达到的范围。
但他强调“价值分析法”不能用来确定入市时机，他用来确定入市时机的重要工具是“持仓量的分析法”和“技术指标分析法”。
然而，这些“方法”真有用吗？
天才如德拉肯米勒，因对自己在2010年市场波动期间的表现感到失望，宣布退休。
而他的老板索罗斯，则依然“活着”。
当手下的基金经理天才不再，索罗斯会毫不留情地换掉他们。
他对自己一样残忍，他也经常杀掉过去的自己，在投资上快速转向。
索罗斯敢于下大注于狙击英镑，是因其判断：假如错了损失不大，假如对了能赚不少，而且对的可能性大很多。
索罗斯获取利润的另一秘诀是：投资在先，调查在后。
提出假设，建立头寸，小试牛刀考验假设，等待市场证明正确与否。
若正确则追加头寸，否则及时撤出。
有时候确认一个走势相当费时，很可能犹豫不决之际市场已开始逆转。
“提出假设后立即建立头寸”，有助于其抓住最佳投资时机。
作为波普尔的学生，索罗斯继承了“证伪主义”，却不赞成老师的“统一科学”原则。
索罗斯从基本原则上采用了科学方法（例如“事物观察”和“意见比较”），但是又强调反身性理论和人类不确定性原则。
如此说来，“抓住大机会”这件事，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根本无法预测，简直是个哲学、乃至玄学问题了。
果真如此吗？
七
要想解决这一点，我们必须来到概率的世界。
概率是度量不确定性的工具，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领域。
概率不是用来消除无知的，而是用来描述无知程度的。
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简单套用或者隐喻，都是不靠谱的。
索罗斯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观点，这就是他的“反身性”：
在任何包含有思维参与者的情景中，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认为未来的结果完全是现在预期的反馈的观点看起来是荒谬的。
索罗斯和巴菲特都对市场有效理论提出了质疑。然而，巴菲特会建议普通人去买基于市场有效理论的指数基金，索罗斯则强调自己的理论是“炼金术”。
对于费曼眼中“荒唐的自然”，以及索罗斯所说的“不确定的人类”，概率都是不错的思考工具，哪怕只是作为拐杖。
难题在于，理解概率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而影响人类世俗成就（主要是指成功和发财）的，远非单一的概率计算。
洞察大机会，确认大机会，捕捉大机会，是多层概率叠加的结果。
这方面最有名的类比案例，也许是下面这张图了。
该图背后的故事，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泰德•威廉姆斯在他的《击球的科学》一书中这样描述道：对于一个攻击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
巴菲特认为这句话准确道出了他投资的哲学，等待最佳时机，等待最划算的生意，它一定会出现，这对投资来说很关键。
泰德•威廉姆斯是过去70年来唯一一个单个赛季打出400次安打的棒球运动员。他的技巧如下：
第一步：把击打区划分为77个棒球那么大的格子。
第二步：给格子打分儿。
第三步：只有当球落在他的最佳“格子”时，他才会挥棒，即使他有可能因此而三振出局，因为挥棒去打那些“最差”格子会大大降低他的成功率。
泰德•威廉姆斯的秘密在于，将自己的“概率世界”变成了两层。
一层是执行层：也就是他击球这个层面。
在这个层面，无论他多么有天赋，多么苦练，他的击球成功概率达到一定数值之后，就基本稳定下来了，再想提升一点点，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还要面临新人的不断挑战。
一层是配置层：也就是他做选择的这个层面。
他在配置什么呢？
挥棒击球的决策。
我们假设有如下一个被简化了的比赛：
泰德•威廉姆斯与一个击球水平比他还高的球员竞争，他的击球成功率是80%，对手是85%。
但是泰德•威廉姆斯更有耐心，只击打好球率达到90%以上的“大机会”。
而对手年轻气盛，且更有自信，所以即使好球率只有80%的机会也不放过。
所以，经由计算：
芒格将此方法用在投资上，要点如下：
作为一个证券投资者，你可以一直观察各种企业的证券价格，把它们当成一些格子。
在大多数时候，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看着就好了。
每隔一段时间，你将会发现一个速度很慢、线路又直，而且正好落在你最爱的格子中间的“好球”，那时你就全力出击。这样呢，不管你的天分如何，你都能极大地提高你的上垒率。
许多投资者的共同问题是他们挥棒太过频繁。另外一个与挥棒太过频繁相对立的问题也同样有害于长期的结果：你发现一个“好球”，却无法用全部的资本去出击。
有性格的人才能拿着现金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我能有今天，靠的是不去追逐平庸的机会。
然而，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给机会的格子打分呢？
对于一个棒球运动员而言，经由专业训练和大量重复，的确可以给格子打分。
这是一个有边界的事情，牛顿力学的因果关系，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可是，人生中的大机会，一共没有几次，又该如何用概率来估值呢？
八
人生不是扔硬币，无法得出“只要重复多次就有50%概率正面朝上”的结论。
概率论，向来有“频率派”和“贝叶斯派”之争。
大多数场合下，关于概率的讨论，都是基于“频率派”的。
例如我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率是万分之1.88，这意味着每年每10万乘客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18.8（世卫组织2015年的数据）。
“频率派”的概率，是一种上帝视角。
有人就会说了，这个概率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个人来说，不发生就是零，发生了就是百分之百。
这种常见的谬误，部分原因是因为“频率派”的概率，要求事件重复的次数多到令大数定律发挥作用。
可是，人的一生之中，重要的事情不过百十件，概率有意义吗？不会导致“小数谬误”吗？
如果说“频率派”是经验概率，那么“贝叶斯派”则是主观概率。
这听起来有点儿怪。
《贝叶斯方法》一书，开篇就提及了“贝叶斯思维”的奇怪之处：
贝叶斯思维和更传统的统计推断不同，贝叶斯推断会保留不确定性。
在贝叶斯派的世界观中，概率是被解释为我们对一件事情发生的相信程度。
换句话说，这表明了我们对此事件发生的信心。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有点儿“唯心论”的主观与信心呢？
对比于贝叶斯派，频率派认为：
概率是事件在长时间内发生的赔率。
比如你一直扔一个标准的硬币，你得到正面的概率是50%。
但是，对于潜艇失事、个人成功、捕获大机会，历史上没有那么多数据，对个人来说也没法再活几辈子。
怎么办呢？
于是，贝叶斯派把概率解释成是对事件发生的信心，也就是说：
概率是观点的概述。
认为概率是主观的，并不意味着贝叶斯派是一群主观的家伙。
相反，他们随时打算更新自己的观点。
这恰恰是贝叶斯的秘密所在：
通过更新数据，多次迭代，动态地改变“”主观概率“。
哪怕新的信息（证据）和自己的信念相反，哪怕信息很让人恼火，很羞辱自己的智商，贝叶斯派们也坦然接受。
如同传说中凯恩斯说的：“当事实改变，我的观念也跟着改变，你呢？”
但是他们又不是简单的见风使舵，他们不会因为新信息彻底抛弃旧的信念，而是通过一个并不复杂的公式，将所有的信息整合在一起。
让我们再看一下泰德•威廉姆斯的格子：
为飞机失事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整合评估各种导致失事的原因的概率； 根据更新信息，改进模型。
即便获得了新的证据，我们也并没有完全地放弃初始的信念。 但我们重新调整了信念使之更符合目前的证据（也就是说，证据让我们对某些结果更有信心）。 通过引入先验的不确定性，我们事实上允许了我们的初始信念可能是错误的。 在观察数据、证据或其他信息之后，我们不断更新我们的信念使得它错得不那么离谱。
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是参与者。我们对现实的解读与现实的差别是在真实世界中加入了不确定性的元素。这又听起来像循环推理，但是这准确地表达了现实情况和有思维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市场总是错误的，他的趋势体现在膨胀期的自我满足以及在衰退期的自我瓦解。因此只有处在转折点时流行倾向才会被证明是错的。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微软面试题
两个罐子
有100个红色球和100个蓝色球，请你任选组合将全部球放入2个罐中。放好后随机取一个罐子，再从此罐中随机取出一个球，如果取到红球赢100元钱，问如何组合放球能最大化赢钱机会？
作为“职业杀手”时，他是乐观的，埋头向前冲，不管不顾； 作为“理性的二传手”时，他是悲观的，在概率的不确定世界里生存着。
经过积极思考产生的决策虽然可能不会比保守性决策更准确，但是我们的确能从所犯的错误中学到更多东西。随着不断实践和对直觉的磨练，我们的决策会变得更加准确。
一套新房或一个新配偶确实能让你更幸福，但这种新增的幸福感并不多，也不持久。 发大财、获得晋升和通过考试对幸福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最能影响我们的是生活里的一两件大事，但幸福似乎是上百件小事叠加的总和。一个每天经历十几个小开心的人，很可能比只遇到一件大喜事的人更幸福。
少数下注较大的投资，构成了一个人主要的财富。
2、幸福取决于频率，而非强度。即：较多的小高潮。
再大的单次幸福事件，持续的时间也不会比较小的长太久。
3、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你此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幸福是过程；
有赖于大高潮的财富，也是过程的副产品。
如古代士大夫的理想：为天地立正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又如普通百姓的愿望：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子孙满堂。
不分大小高低强弱，但求不枉过此一生--这才是唯一的大高潮。
使命，同样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命题。
有人说：“东亚文化中普遍对超越性意义不感兴趣，没有可为之献身的超自然主体，而专注于务实进取。”
于是，村上春树如是说：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
对于“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看到的最好答案，来自爱因斯坦。
他曾经自问：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
爱因斯坦随后自答：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
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我喜欢这个说法，正如我偏向于认为，战士舍命作战是为了身边的兄弟，教师奉献于乡村是怜悯眼见的孩子，消防员救人是因为不忍心看他们的亲人落泪。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不仅为自己，还为别人；
不仅为现在，还为未来。
不仅为自己的未来，还为别人的未来。
无论一个人是否有具体的人生目的或使命，他或多或少都在做一些超越自身的“跨期”选择：
总体大于部分之和，那个东西就是有生命的；
在无限时间里的价值大于有生之年的价值，那个生命就是有灵魂的。
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每天早上去上班时，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要到西斯汀教堂作壁画一样。（注：米开朗基罗名画“最后的审判”完成处）
我们有着人生哲学，并将其运用到我们那天所做的事情中去...... 我们需要每次都努力做正确的事，尽力而为，因为我们不知道人们会因为哪一件具体的事情来评价我们的人生。
绝对的真不存在，求真才有意义；
永生不存在，生命才有意义。
绝对的真和永生，是拉康眼中你必须去追猎但最好别得手的猎物。
这并非是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是，也许生命存在的结构类似于弦理论里振动的“橡皮筋”。
大高潮，小高潮，即生命的振动。
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这种张力的二元结构，就像在《肖申克的救赎》里，电影最后梦幻般的锡瓦塔内霍海滩（也许是暗喻人生的终极目标，又或是天堂），并无法脱离漫长苦难的越狱而单独存在。
电影，用影像对时光的压缩权力，让主角完成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伟大越狱。
一生之短暂，与日常之煎熬，也构成了某种张力。
我更愿意用闪电来类比人的一生。闪电是一个整体，如同道家的“DAO”。
道，不再是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下的空间移动，而是如相机镜头般“压缩”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于时间的“景深”。
最后
概率里令人疑惑的一点是，即使你做了正确的事情，好的结果也未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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