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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父辈们。

“生他之地不养他，养他之地不留他。”

妈妈曾在襄阳街头为我求到此卦，算命先生也许听出了她的武汉口音，精确地“算”出她的儿子“生于彼处而长于本地”，未来则又在他乡。那个下午，我正在北京的学校里，被裹于青春的泥泞间，并不知自己将会随便买张南下的火车票，在广州一留十六年。对从小就怕热的人而言，这是个有点儿宿命般的嘲弄。

除了被童年记忆虚构过的暑假，我经历过的最舒服的夏天在温哥华，一座被加国人认为很不加拿大的飞城。即使到了六月，城市北边的山尖上依然可见白雪。太阳晒得东西发烫，但只要有点儿阴凉之地，就像有冷气从哪儿漏出来了似的吹在身上。仿佛窝在炉火旁看窗外的冷雨。

我喜欢这有点儿分裂的感觉。

2016年暑假我们去了鲍威尔河，需要坐两次渡轮，开5个小时左右的车。营地不远处有一个小岛，没水没电，却满是当地人的各色度假屋，老外孩子们无所事事地在码头捞螃蟹。

上岛需要坐船。也有人直接从城市飞来。水上飞机降落在湛蓝的海面，徐徐滑至沙滩边，先出来的是飞行员，她亚麻色的头发扎在脑后，眉目清秀神情羞涩，脸颊微红像开拖拉机的三八红旗手。女飞行员身兼数职，从机身下侧拿出乘客一家人的行李箱，挥手说再见，爬回驾驶室，像海鸥一样轻盈地飞去了。

到了晚上，我们在营地围着篝火烤生蚝，海边遍地都是这种柔软美味的动物，坚硬的外壳不能改变它被生吃或被活烤的命运。坡下几个帐篷住着闹哄哄的印度人，于是他们旁边的两拨华人跑过来“避难”。

我因而听到了小A和W的故事，也许还有M。讲述者是位摄影师，移民加拿大前他是位地产商，过去十年拍遍了北美山川。同时期，他的富豪朋友们或者更富，或者“挂掉”了。

摄影师说，他是在一条被称为“死亡之线”的野外徒步路径上遇见小A和W。这条路径以漫长和难走著称，全程需要七天。路线正中，也就是走到第四天的时候，有一个海边的营地，不远处是巨大的断崖，海浪击打着墨绿的岩石。

这个营地有点儿珠峰大本营的味道，驻扎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怪人，人们疲惫而兴奋。大家都说，至少今天不用再纠结于是前行还是放弃，因为两头的距离都一样。

小A是第六代的华裔，爷爷的爷爷的父亲在上上个世纪从广东来到加拿大BC省修铁路。她不太像一个“黄面白心”的香蕉人，中文讲得很好，不知为何还有点儿江南口音。

W是从中国来的游客，在南方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摄影师对小A和W的相识相恋很好奇，怂恿他们讲自己的故事。那晚星空格外灿烂，没什么风，大海也仿佛搬了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所以，确切来说，我是在跳动的篝火边听到一个陌生的摄影师讲他在另外一个篝火旁听到的别人讲的故事。我们盯着噼啪作响燃烧着的木柴，仿佛传说正从另一个火焰里穿越而来。

小A和W相逢于一个BBS，这年头网上姻缘已是常态，不寻常的是BBS算网络古董，更不寻常的是这个BBS的主题是辛波斯卡。小A喜欢这位波兰女诗人对世界的赞叹，例如“我为称之为必然向巧合致歉”。W则感慨辛波斯卡文字里的精确性，例如“我偏爱自由无拘的零/胜过排列在阿拉伯数字后面的零”。

摄影师对故事的这个开头既失望又好奇。他一直坚持用胶片拍摄风景，“胶片让我珍惜每一个按下快门的决策”，而网络爱情通常没有他所钟爱的那类古典美。他好奇的是，小A和W，两个都是黄皮肤然而文化属性迥异的年轻人，在这毫无诗意的年代居然因为诗歌而相识。也许只有诗才有这种张力和黏合力。

假如我正坐在第一堆篝火旁，那么摄影师是在第二堆篝火旁问小A：所以你们相约来走这条死亡之线？小A说，那是上一回了。说完她看W，他不作声。

小A说，在网上聊了3个月之后，她和W决定见面。W见过“死亡之线”大本营旁墨绿色崖石的照片，他对她说，这像是我梦过很多次的地方，我的父亲一定会喜欢坐在这里吹长笛。

然而不能。他的父亲在W十五岁时失踪，有人说他跳了江，也有人说他逃去海外。在欠了一大笔钱之后，这个早年下海打拼了十多年的男人与家人不辞而别，也带走了债主无尽的追讨。

W年少时恨父亲的懦弱，长大后，尤其是自己创业，又隐约感受到他的坚忍。他潜意识里不愿相信父亲自杀，也许他躲在某个地方，例如遥远的澳洲或者北美，做他喜欢的木工，哪怕他再娶妻生子也没关系。他一定喜欢在那样墨绿色的崖石边，吹他钟爱的长笛。

W的故事激发了小A掺杂了母爱的恋情。两人如约成行，走在“死亡之线”的第一天，小A给W讲起了自己的祖先。她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1880年来加拿大修太平洋铁路。

“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坐过那段铁路。”

W问为什么，小A答：“每英里铁轨下都有父辈们的尸骨。”

铁路沿着菲莎河谷陡崖的那一段，风景有多壮美，当年的华工就有多悲凉。两人边走边说，W摘了一朵野花给小A，念道：“远方的战争啊，原谅我带花回家。”小A听出是辛波斯卡的句子，沉重的脸上微微有笑。

直至18岁，小A都没去过中国。因为年代久远，亲戚早已踪迹难觅。刚上大学那年，她去煤气镇看爷爷的爷爷在唐人街的旧居。他是修铁路华人的下一代，境遇并不因为自己父亲的卖命而改善，当时的政府卸磨杀驴，向华工征收人头税。

小A穿过小巷时，看见一家小小的服装店，里面挂着中式裙衫。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穿着那样的裙子，走在粉墙黛瓦边的油菜地里。她认定那是自己家园的样子。

“我有家，但没有家园；你有家园，但没有家。”徒步的第三天，小A对W说。

W安慰她，说自己回到老家，早已物是人非，故乡有故无乡。也许像你这样的跨国流浪者反而更懂得家园的意义。

小A问，你的故乡有油菜花吗？W说，有。老家房倒了，池塘臭了，唯有油菜花还和记忆里一样，仿佛江河里不随波浪流逝的浮标。

小A讲爷爷的爷爷的故事：他没机会读书，游手好闲，也不擅干活。一战开打，华人社会的长老们说，也许我们该做些什么。尽管已经付出了很多，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华人仍然试图证明，自己有资格生活在大洋彼岸的这片土地上。

100年前的年轻人们对欧洲大陆的遥远战争慌张无措。小A的爷爷的爷爷，出人意料地站了出来说：我去参战。那是人们第一次觉得这个小混混干瘦的身材如此伟岸，陆续有人追随，华人们奔赴前线，为不属于他们的国家，打一场不属于他们的战争。

爷爷的爷爷成了战火中华人小伙子们的领袖，他对每一个人说：要活着回来。他甚至带着一个小分队执行过危险的敌后任务。小A的爷爷给她讲自己爷爷的故事：爷爷一枪都没开过。小A不敢相信。爷爷说，重点在于，他活着回来了。更神奇的是，社区里和他一起去欧洲的十来个年轻华人，全部回来了。他们不辱使命，此后华人的地位逐渐改善。然而，战斗过的年轻人几乎没机会看到，2006年加拿大总理为“历史上向华人征收人头税”而道歉。

第四天，小A和W来到了大本营，死亡之线的正中点，过去和未来的原点。日落时W在崖石边矗立了很久，景色正如照片，绚烂似血，陌生而熟悉的美让人不安。晚上照例会有篝火，也就是本文我烤生蚝的篝火、摄影师的星空下的篝火之后的第三个篝火，在时间线上则排在第一。

我倒不是为了设计什么嵌套式的叙述结构，只是在尽量忠诚地转述摄影师所转述的由小A转述给他的故事。在第三个篝火旁，W感谢小A邀请他来，过去四天的时光是他此生最难忘的经历。小A愣了一下，说：不是你邀请我的吗？

第一堆篝火旁的摄影师说：小A在第二堆篝火旁在讲述这段故事时，W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好像和他无关似的。第三堆篝火旁的小A和W都意识到发生了些状况，假如他们都没有邀请对方，那么是谁设计了这次会面与徒步穿越？

一旦从动机去分析，W立即有了答案。只有一个人会去做这件事，M，也就是W的生意搭档。W想打个电话，小A惊奇地说：你不知道吗？死亡之线的中间五天没有手机信号！

于是谜团似乎有了答案。M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设计这件事，他是名软件工程师，脾气暴躁，一心想卖掉公司，而W不愿意。

W和M有个约定，作为联合创始人，对于任何一方的提议，另一方如果在律师通知两天之内没有异议，就视为默认。一旦踏上“死亡之线”与世隔绝的旅途，W就掉进了M设计好的圈套。

第三堆篝火旁的小A和W，第二堆篝火旁的摄影师，还有第一堆篝火旁的我，都被惊呆了。小A和W回顾两人的网上聊天历程，又发现了一个让人伤感的秘密：两人的相识完全是被M操控的。他黑进了W的BBS账号，和小A搭讪。接下来，M注册了一个假的小A的社交账号去和真的W聊天，又注册了一个假的W的社交账号和真的小A聊天。

第一堆篝火旁的我拿着烧烤钳敲了一下，说：你们知道吗？曾经有个围棋水平很烂的家伙同时挑战两名顶尖围棋高手，还把两人杀得气喘吁吁。他怎么做到的？他在一个对局室和第一个顶尖高手下，然后同时在另一个对局室和另外一个顶尖高手下，自己在两头穿梭，用一位顶尖高手走的棋，去应付另外一个顶尖对手。

洞察了真相的小A和W都有点儿失落，这四天愈来愈热的情感猛踩了刹车。尽管彼此爱慕的要素都还在，尽管双方都以诗为密码测验过彼此，但仅仅因为这“因”是被设计的，那“果”便令人怀疑，哪怕一切如此真实。

对意外事件的反应，再次验证了他们是一路人，他们强烈地热爱这个世界给予的触及感，但又怀疑这个世界的确切性。

第三堆篝火旁的W像被夺去了魂魄。M的计划，前半部分（设计两人相识）非常完美，后半部分（设计两人相遇）极其冒险，衔接处的漏洞（设计两人邀约）虽不明显，可对于两个喜欢辛波斯卡这类如激光手术刀般精准的诗歌爱好者而言，早晚会被识破。

然而M一如既往地聪明，假如想让两堆不相干的火烧在一起，你必须挖掘出双方心底最深处的燃料。他在那个古老的BBS不多的几千个注册者中挑出了小A，这个险值得冒，也是最优解。

除了彼此吵闹三观不符，W和M是一对天生搭档。这一次他俩再次默契配合，W在第四天看穿了M的圈套，这是一个完美的位置，没有退路。不管是向哪头走，两三天内都不会有手机信号。M足以让律师准备文件，卖掉他俩的公司，W再也没有机会去拍M的桌子。

第二堆篝火旁的小A告诉摄影师，W如浮冰般离开了第三堆篝火，独自一人走向海边。她没有跟去。她不知道该从哪一头来安抚W，因为她也是受害者。但显然W受伤程度更大--被戳破的爱情幻觉，搭档的背叛，事业的戛然而止。上一次类似的打击是他父亲的离去。小A猜测W会坐在墨绿色的崖石上发呆，大海远处或许有夜行的邮轮经过，开向阿拉斯加的冰川。

讲到这儿，第一堆篝火旁的摄影师环顾了一圈静静发呆的我们，摇摇头笑，你们以为这是故事的结局？不。

一个好的摄影师必须是一个好的故事讲述者，构图的张力和情节的张力，拥有类似的空间与时间压缩原理。摄影师说，在第二堆篝火旁的时候，我和你们一样，沉浸在情节里，但又隐约觉得电影还没到收场的时候。这时，小A开始继续讲第三堆篝火旁的故事。

第三堆篝火旁的小A脑子全空了。W的空位置上，有一张小纸片，她拿在手里无意识地翻转着。这时旁边有位一直默不作声的徒步者小心翼翼地说：我知道M的公司。

小A抬头望着他。那人接着讲：M的公司在圈子里小有名气，我的一个同学提及过。但是……

小A问：但是什么？

那人答：那家公司只有一个创始人，那就是M。我从未听说过有W这个人。

第二堆篝火旁的摄影师，和第一堆篝火旁的我们全都愣住了，但惊异程度都比不上第三堆篝火旁张大嘴的小A。她突然意识到什么，站起来向海边冲去。

后来在第二堆篝火旁，小A告诉摄影师，她一下子看明白了W那张涂鸦的小纸片。上面只是些没头没脑的文字：

"我走上楼梯，看见一个不在那儿的人。他今天也不在，我希望他离去。”

这不是一首诗，也没有更多寓意。那个瞬间小A想起这句话是电影《致命ID》片头的一句台词，那是一部关于人格分裂的电影。

我问摄影师，所以W和M其实是一个人？

摄影师望着我，没回答，自顾自地说：有种说法是，所谓自杀，是里面的人把外面的人杀了。

我说：那么设计者是W还是M？要卖掉公司的M会喜欢辛波斯卡吗？“被骗”的W真的一无所知吗？所谓的人格分裂是指会在不同的时间分裂成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还是仅仅是一个人的自圆其说？

摄影师说：谁知道呢？关于人格的同一性，地球上没人有答案。

如果W和M真的是一个人，那么W或M似乎有两个维度的“分裂”：一个是世俗维度的。W渴望自由生活，而M追逐没有尽头的“成功”；一个是情感维度的。M憎恨抛弃了自己的父亲，一心要忘掉他，而W一直在找寻与父亲的和解。

小A也有着某种更广义的分裂。她有黄皮肤的中国面孔，里面都是白色的。可她的基因在隔了好几代之后，似乎仍与江南的油菜花魂牵梦绕。

慢着，我突然意识到，只有眼前的这堆篝火是真切的，而另外两堆篝火，都出自摄影师的口中。分裂的会不会是他？

第一堆篝火，是我们坐在这儿，听摄影师讲小A和W的故事。

第二堆篝火，是小A给摄影师讲故事，当时是她和W或M重逢后，再次走“死亡之线”。

第三堆篝火，是小A和W网友见面，第一次走“死亡之线”。

这三条叙述线，又是嵌套式的。嵌套是分裂的反义词，二者连时间逻辑都是逆向的。分裂如同树木向上的枝桠，而嵌套则是时间的回卷：现在，第一堆篝火旁的摄影师，复述他过去在第二堆篝火旁听到的，发生在第三堆篝火旁的过去的过去的故事。

即使是摄影师编造了这个故事，也合情合理。也许他的心底有一对W和M，作为青壮年的移民，做人生选择时，潜意识里一定有W和M之间的争执。在拍摄异国他乡的壮丽景象时，他比谁都更怀念家乡的山河故人。在某次长途跋涉的夜晚，望见无尽的星河，触动他的并非是“向死而生”那类巨大的命题，而是他童年的某个不能更具体的细节记忆。

这三堆篝火，就像三个不同机位的摄像机，分别记录着此刻，过去，和过去的过去。这让摄影师获得了某种电影导演式的立体化叙述特权，且听他继续讲吧。

接下来，发生在第三堆篝火旁的故事，尤其是离开篝火后小A和W，或者是M，他俩在崖石上的情节，经历过小A，摄影师，以及我的三重加工，不可避免地会有些戏剧性。即使摄影师用他那晚拍摄的星空照片作证说“一切都是真实的”。

小A跑到崖石边时，W，或者M正望着大海，用手向前摸着什么。小A喊道：喂！你的父亲已经死了。

W或者M停住了，像个没被完全唤醒的入梦者。小A大声说：“他已经死了，没有躲去任何地方。每一个父亲都甘心为自己的孩子去死！”

温和环境下长大的小A，是在听爷爷讲爷爷的故事时懂得这句话的。爷爷问自己的爷爷：当年你为什么那么勇敢？爷爷的爷爷回答：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胆小鬼。但你要记住，假如我在战场上死了，是为了你，为了同去的兄弟们，而不是为别的任何家伙。

W或M后来向小A解释自己在摸什么，“我看到父亲坐在墨绿色的崖石上，孤伶伶的。他望见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只是问，你有烟吗？我找不到烟了。”

W或M哭着去摸父亲的肩膀，他想为过去这些年所有的怀疑和憎恨向父亲道歉。他向前走去，距离悬崖一步之遥时，听见了小A的大喊。

再回到篝火旁，小A发现坐在身边的W或者M，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她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自己曾经熟悉的W。在某种意义上，那场“自杀”成功了，但不知道是W杀死了M，还是M杀死了W。

W或M必须从父亲的死亡之中走出来，他需要一场仪式，来告别他的告别。

W或M一直被父亲的死拖拽着。这与父亲是否真的死了，以及因何而死并无关系。

在人类的情感体系中，父爱是一种奇怪的存在。雄性动物不负责任的特点，在人类社会并未得到多大改善。于是男人们为了尊严，决定做一次自我辩解式的了结，那就是：

牺牲。正如小A的爷爷的爷爷主动奔赴战火。

W或M的父亲无论是自杀了，还是躲去了哪个地方，都是某种不容置疑的牺牲。假如他死了，这是牺牲；假如他没死，他一生都会经受生不如死的煎熬，这也是牺牲。

牺牲是父子间的传承方式。像是老剑客对年轻剑客的传授，没有半句废话。

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W或M对父亲的情感，并非是憎恨或者和解，而是一次待完成的继承。他需有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在那个过程中即使父亲已经离去，却仍是时刻伴随的。

“死亡之线”的正中，断崖，峭壁，激浪，青岩，是一个完美的告别之地。

W或M在一个梦境中与父亲重逢。意外的是，父亲苍老而虚弱。儿子以为父亲会保持他离开前的模样，大部分头发仍然是黑色的，有点儿混蛋的感觉。但眼前并非如此。在时间的流放之地，父亲继续孤独地支撑着，一年年老去。

在那一刻，W终于理解了一个父亲的牺牲到底是什么。

当他差点儿触及父亲的亡灵时，她的声音唤醒了他。他愣住，泪水溅落在礁石上。

随后的那天晚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接下来的三天也是，两人只是一前一后埋头走着，像两座平行漂浮的孤岛。走出“死亡之线”，W或者M没有告别，径自离去，从此走出了小A的生活。两人都删掉了彼此的一切讯息。

三年后，小A如愿去中国看了梦中层层叠叠的油菜花。旅途的最后一周，她去了W所在的城市，见到W经常提及的那条江。“江边有个公园，爸爸最喜欢亭子里吹长笛，看着日落。”

小A不记得是哪个公园，她在卫星地图上找到了五个符合特征的公园，每天去逛一个。黄昏时分，她坐在亭子里，打开手机上的钢琴APP，随便弹上一曲。

第五天的落日像一个单面煎蛋那柔软欲滴的蛋心。小A坐在江边发呆，运沙船驶过，江水打在岸边。她不由得想起辛波斯卡的那首诗，只是将“湖”换作了“江”，她在心底吟诵：

江底其实无底，江岸其实无岸。

江水既不觉自己湿，也不觉自己干，

对浪花本身而言，既无单数也无复数。

它们听不见自己飞溅于

无所谓小或大的石头上的声音。

这时，她听见这诗从哪儿涌现了出来，清晰地漂浮在耳畔：

“这一切都在本无天空的天空下，

落日根本没有落下，

不躲不藏地在一朵不由自主的云后。”

小A回头，看见一个人不知何时坐在自己身旁。小A后来对摄影师说，她从他的眼神里认出了他。他像是第一次见到她，轻声说，hi。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孤独大脑

一

一句话，或一个观点，一旦流行开来，往往会不可避免地被简化、被误读，就像任何一个科学理念都可能成为骗子和算命先生手里的工具。

“做难而正确的事情”，是我也喜欢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的主角、故事和讲述者，都是我所仰慕的。其初衷是：

1、坚持做对的事情；

2、对的事情在于创造价值，而价值是稀缺的；

3、所以当你搞不清楚时，选较难的那条路。

然而，“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被曲解，许多时候变成观念上的陷阱。例如：

当人们在做很难的事情时，就会安慰自己在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然而一件事情“很难”，并不意味着就是“难而正确”的。

结果，当事人极可能在一件“难而错误”的事情上死磕，却还心存幻想。

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大于对当下受苦受累的恐惧。

由于正确和错误不是即时显现的，也就是包含着不确定性；而“显得很难”则是当下直接且具体的感受。

于是，许多人就不辞辛苦地用当下的操劳，来逃避对不确定性的“正确未来”的追寻。

“形式意义上的艰难”，经常是廉价的毒药。

更有甚者，有些人选择了虚假的艰难。

脱离创造价值的受苦，经常是由自我感动和虚幻的仪式感构成的。

就像在沙漠上“穿行”越来越成为商务人士的广场舞。

那只是一种看起来的、商品化的“难”，像是被夏尔巴人抬上雪山的登山者，和小学生被罚抄100遍文章一样意义不大。

对比而言，一年365天坚持每个早晨在小区里跑上十圈，不顾形式，没有监督，自我激励，也许更不容易。

二

当我说“做难而正确的事情的陷阱”时，并非否认这句话的价值。

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思考工具。

如下图，假如将“正误”作为横坐标，将“难易”作为纵坐标，会得到四个象限：

右上：不言而喻，假如条件允许，我们当然应该选择“容易而正确”的事情。

右下：然而“宽门”人太多，“容易而正确”的事情会变得稀缺罕见，于是“窄门”成为选择，也就是“正确但艰难”的事情。

左下：可是，太多人因为受“做难而正确的事情”这句话的鼓励，陷在“艰难而错误”的事情里，死磕到底不回头。

左上：而热衷于形式主义“受难”的人们，则是自我感动于“错误而容易”的事情当中，不能自拔。

过于简化的鸡汤往往变成了毒药。

人们热衷于分享成功人士的经验，例如“主动逃离舒适区”，可结果是：

除了失去舒适什么都没得到。

的确，富豪如埃隆·马斯克一直在逃离舒适区，挑战受虐区，问题在于他原本是那种在受虐区里最舒适的人。

我认识一位超级有钱人，他每年只休息大年初一这一天。不是因为他要逃离舒适区，而是因为他不工作就不舒适。

三

“毒鸡汤”毒在哪里？

数学天才伽罗瓦说：“一个作家对读者做的最大的恶就是隐藏难点。”

就像人们总说“要做时间的朋友”，可时间凭什么要做你的朋友呢？

又如“一眼看穿本质的能力”，你能用这能力去解个数学题或者当X光机用吗？

思想之作为工具，不是武林秘籍，更不是屠龙术。

工具是中性的，例如均值回归，复利计算，菜刀......甚至包括牛顿定律。

这里的中性是指：人们试图孤立地用这些工具在人类世俗环境里（为了名和利）获得竞争优势时，通常是无效的。

这有点儿像市场有效假说。或者是量化交易里因为太多人使用而失效的算法。

我想再次重申，本文标题《“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之陷阱》，并非是说“做难而正确的事情”是陷阱，而是说：

隐藏难点，误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可能会成为一个陷阱。

“用表演型艰难”来制造自我幻觉，也许将伤害更多的人。

反复强调这一点，是我写《复利的谎言》得到的教训：

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复利的谎言”不等于“复利是谎言”。

四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难而正确的事情”才是对的呢？

我这里有一道有趣的题目，能生动地呈现这一观点的价值。

小明喜欢打网球，有一天他爹对他说：如果你在三盘中连赢2盘，就奖励你一辆车。

具体的规则是，小明以他爹和俱乐部冠军为对手，但不能连续选择一个人2次，所以只有以下两种比赛顺序：

A、爹-冠军-爹；

B、冠军-爹-冠军。

冠军的水平当然比他爹高。小明应该选择哪种顺序？

直觉上，当然应该选和水平弱的人打两局吧。

总不能说，因为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就选择和冠军打两局？

这个时候，从表面去思考毫无意义，你只能去计算。

为了更直观，我假设小明对他爹的胜率是60%，对冠军的胜率是20%。

选项A，顺序是“爹-冠军-爹”，计算如下：

如上图，连胜两局（包含了连胜三局）的可能性，标示为橙色，计算概率为：

0.6✖️0.2+0.4✖️0.2✖️0.6=0.168

选项B，顺序是“冠军-爹-冠军”，计算如下：

0.2✖️0.6+0.8✖️0.6✖️0.2=0.216

因为0.168 < 0.216，所以，选择和冠军打两局的“选项B”，获胜概率更高。

（以上计算用a和b替换具体的胜率数字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似乎有点儿反直觉。

小明选择看上去更难的对局，并非是因为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只是因为这样做更正确。

最后

要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正确，无法靠形式与感动来实现，而是：

• 需要忍受不确定性，需要面向未来思考；

• 需要走入泥泞，需要做实验做对比，需要不怕犯错；

• 需要艰辛计算，需要深入钻研某件事的专业和实践；

• 需要基本功，需要不断重复；

• 需要积累经验但又不受限于经验；

• 更需要耐心地等待，享受过程。

以上种种，都比“显得难”而更难。

正如卡尔·维诺在《巴黎隐士》里所写：

“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

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踏实，冷静。

我不相信缺乏自律精神，不自我建设，不努力，可以得到个人或集体的解放。”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孤独大脑

“邓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

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 能够评估哪一步棋好，靠的是智商和远见；
• 能够坚定地走更好的那一手棋，靠的是理性和意志。

• “这一次也一样的事情”，往往成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新证据；
• “这一次不一样的事情”，则成为“太阳下无新事”的新证据。
  

• 常态经常会变成“新常态”；
• 而常识若变成“新常识”就不配叫常识。

• 感知的时候，混球们一触即发；
• 认知的时候，混球们100%理性；
• 决策的时候，混球们绝不纠结；
• 行动的时候，混球们十分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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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希望建筑在意欲和心愿上面的人们，

二十次中有十九次都会失望。”

大仲马

一

为什么天气糟糕的晚上很难打到出租车？

答案似乎很明显：天气糟所以打车的人多嘛。

塞勒不这么看。他后来得了诺奖，还有自己的基金公司，客串过电影《大空头》。

这位行为金融学的创始人之一对上面问题的研究，从一个有趣角度回答了本文的标题：

赚钱为何这么难？

先看打车难题：

大多数司机都给出租车公司打工，每天可租车12个小时，付租金并自理油钱，多出来的自己赚。

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所以许多司机是赚够了就收工，例如定个两百块钱的目标，早达到早收工，晚达到就多跑一会儿。

天气糟糕的时候，打车的人多，司机相对会更容易达到目标（若不考虑天气造成的拥堵），所以就会早回家，车一少打车就更难了。

问题来了，假如司机调整原来的目标策略，收入会怎样？例如：

策略A：别管每天收入多少，固定单日工作时间；

策略B：总工作时间不变，好的日子多干一会儿，差的日子少干一会儿。

结果显示，采用策略A，收入将增加5%；采用策略B，收入将增加10%。

既然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不选择收入更高（而且可能更省力）的策略呢？

对此，塞勒给出的解释是：1、窄框架；2、风险规避。

何谓窄框架？简单来说，就是“目光短浅”，“格局不大”。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短视”甚至是所有人类的基本特征。

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采用的“目标策略”，是一个典型的“窄框架”例子：只考虑当天的收入，不能从更长时间内的整体收益来调配工作时间的长短。

这么做主要有如下原因：

1、“稀缺”的状态。司机们存款有限，不得不算好每天的钱，养活家人，按时缴纳每月房租。温饱问题导致的“稀缺”，总是会限制所谓格局。

2、简化决策过程。每天算好当天的账，少操心。

这样一来，司机就把一个连续不断的大决策，拆成了许多个离散的、均匀的小决策，并且目标清晰，容易执行。

何谓风险规避？也可译作风险厌恶 （英语：risk aversion），是指一个人面对不确定收益的交易时，更倾向于选择较保险但是也可能具有较低期望收益的交易。

例如，一个风险厌恶的投资者，会选择将他的钱存在银行以获得较低但确定的利息，而不愿意将钱用于购买股票，承担损失的风险以获得较高的期望收益。与风险厌恶程度相对，则是“风险容忍”（risk taker）。

我认为，有时候“风险厌恶”是一个很模糊的定义，就好像形容一个人勇敢，有些人小事儿胆子大，大事儿胆子小。有些人平日老实巴交，一旦干坏事儿就干件大的，如同老房子着火。

对出租车司机而言，每天以一定数量的收入为目标来安排工作，就会“厌恶”不能完成当日目标。

要实现多赚钱还能多休息，不仅需要专业和经验，更需要判断力，以及在收成不好的日子里带着较少收入早回家的“内心不安”。

对比起辛苦的工作，司机对波动和不确定性，可能是更难以承受的。

二

不止出租车司机如此，看起来更聪明更富有的投资人和决策者们也一样“不明智”。

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往往愿意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而处于亏损时，更愿意继续持有股票，而不是认赔出局。--专家们称之为“处置效应”。

彼得·林奇将上述行为叫作：拔掉鲜花，浇灌野草。

研究表明，投资者和赌徒一样，有某种“均值回归”的幻想。

例如，在猜大小的时候，如果连续5次出现了“大”，老赌徒会倾向于相信接下来出现“小”的概率会变大。但事实上，就单次而言，这一次出现“小”的概率仍然是50%。

即使是懂概率的人，也会有类似的错觉：根据大数定律，只要猜足够多次，“大”和“小”的概率应该是各为50%。既然如此，连续5次出现了“大”，就应该有某种力量导致出现更多的小，把“大”和“小”的概率拉平，让大数定律发挥作用。

投资人经常犯类似的错误，觉得涨了一阵子的股票大概率会跌，而跌了很久的股票上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是典型的赌徒谬误。骰子没有记忆，它并不知道自己连续5次出现了“大”，所以接下来要多出几次“小”来拉平。

那么，大数定律还会起作用吗？会。

但是起作用的原理，不是靠拉平，而是靠足够多次扔骰子的“稀释”。

说回“处置效应”。

出租车司机在好日子里太早收工，差日子里过于勤奋；投资者赚点儿钱就跑，亏了却想死守等反弹。

除了均值回归和沉没成本，“处置效应”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前景理论（也作“展望理论”）。

三

前景理论的得名，有点儿像“信息熵”的由来，都是由两个超级聪明的家伙随性而得。

让我们来看一下前景理论的著名问题：

问题1：你会选择哪一个？肯定会得到900美元，还是有90%的可能性会得到1000美元？

问题2：你会选择哪一个？必定会损失900美元，还是有90%的可能性会损失1000美元？

如卡尼曼所言，大多数人在问题1中选择规避风险，得到900美元。

尽管计算期望值二者是一样的。但是按照伯努利的“期望效用”理论，人们会认为得到900美元的主观价值比有90%的可能性得到1000美元的价值要大。所以大多数人对问题1的选择在意料之中。

重点是问题2，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更愿意去冒险，选择有90%的可能性损失1000美元。

也就是说，人们对“得到”和“失去”的感知是不对称的。

该理论引申出四个基本结论：

1、确定效应：处于收益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

2、反射效应：处于损失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喜好者。

3、损失规避：多数人对损失比对收益敏感。

4、参照依赖：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由参照点决定。

如上图：横坐标是盈亏的实际金钱数额，纵坐标是感知的心理价值。图中的S型曲线并非对称，亏两百时的心理反应要比赚两百时强烈得多。

在一项“处置效应”的实验里，数据显示：上涨股票被卖出的概率，超出下跌股票被卖出概率约50%。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称之为“损失厌恶”。

概括而言：

1、人在面临获利时，不愿冒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

2、损失和获利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改变评价事物时的参照点，就会改变对风险的态度。

“损失厌恶”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买股票时赚了点儿小钱就跑，亏了钱却死守等反弹。

然而，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边界和场景。例如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当下A股那些核心资产，过去涨了几年，不就是没早点儿获利了结，现在才深跌套牢吗？

我们要意识到，行为经济学解释的是“心理价值”与“实际价值”的非线性关系，但不能解决如何对股票的“内在价值”估值的问题。

没错，跳出窄框架，以更长周期来评估资产价值，可以避免波动所带来的“短视的损失规避”。但这不意味着只要抱着“优质资产”睡觉就可以了，要是资产已经变质了呢？

四

巴菲特说：你不需要成为投资领域的天才，你需要一个正确的方向。

他认为：90%的人买股票的想法不对，他们希望买入后下周就涨。涨了很开心，下跌感觉很糟。

根据“损失厌恶”，即使跌和涨的幅度是一样的，但糟糕时的心理感受可能是开心时的强度的两倍。

想想看，这和出租车司机的“窄框架”是不是很像？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糟糕：

毕竟出租车生意的波动性远小于投资股票，司机设定单日的营收目标，可能导致少赚的钱不过是5%到10%；

而股票市场本来就充满了起伏，不存在所谓均匀性。但大多数人却仍然用眼前涨跌这样的“窄框架”来做决策。

“窄框架”的好处有两个：

1、将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决策周期，切割成一个个短小的、似乎有确定性的小决策周期；

2、将较长时间才能算总账的决策评价，变成“立即开奖”的即时评价。

“窄框架”设定了你评价事物时的参照点，也影响了你对风险的态度，进而将人置于即时满足的本能快感中。

巴菲特的秘密是：考虑这家公司未来二十年后生意会如何。一旦拉长时间做决策，买下股票后股价下跌反而成了好事，你就有机会买入更多股票。

如果出租车司机愿意将自己的决策周期拉长，他就可以做一些跨期替代：生意好时多干，生意差的时候早回家。

资本具有跨期的特征，更加充满了不均匀性，所以更加有赖于跨期决策。

然而，我们的基因还保留着丛林时代的“记忆”，人类的祖先不喜欢被猛兽吃掉，有食物要尽快吃，有水就抓紧喝。即使现在没有老虎吃我们了，也依然心怀恐惧，害怕失去，并渴望立即获得好东西。

所以，人类决策行为上的“窄框架”和“风险厌恶”，导致如下结果：

1、我们逃避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来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期，这也许是人类很晚才“发明”概率的原因；

2、我们喜欢满足眼下的欲望和需求，并且很享受立即完成“小目标”的满足感；

3、我们喜欢碎片化的、均匀的眼前事物，讨厌整体的、不均匀的未来事物，因此而高估当下，低估未来；

4、我们对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会过度反应，而对中度、高度可能发生的事，会反应迟钝；

5、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随波逐流，对“跨期替换”并不敏感；

6、我们对“厌恶”的厌恶，胜过对“喜欢”的喜欢。

说回赚钱吧，也许可以用“时间、空间、概率、心理”来解释“赚钱为何这么难”：

1、时间。我们受制于即时满足，希望股票买了就涨，卖了就跌，太急于求成。我们热衷于短线交易，低估长远回报；

2、空间。我们缺乏大局观，不善于从整个棋盘中发现秘密，只看局部，只盯脚下而忽视远方，只看想要的，忽视更多的选项；

3、概率。我们太追求确定性，太试图从随机性中总结规律，我们总是陷入赌徒谬误，我们以为有限数据里的“法则”会天长地久。我们以过去的经验去套用未来；

4、心理。为了逃避波动，我们愿意做任何事情。而当波动发生时，股票跌10%时的厌恶情绪强度，是涨10%时的开心情绪强度的两三倍。于是，我们拔掉鲜花，浇灌野草。

五

在了解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智慧之后，我们是否更靠近“投资圣杯”一步了？

既然“拔掉鲜花，浇灌野草”不对，那么“拔掉野草、浇灌鲜花”不就好了？

也许没那么简单。

让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

如果一个人每次买股票总是亏，被朋友圈称为“反向股神”，那么你每次都按照他的操作来“逆向操作”，是不是大概率就会赚钱？

这个问题也许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首先，该假设将“买卖股票”这件事情变成了投硬币。投硬币有几个特点：

1、要么正，要么反，极小概率是竖立着的，硬币所有的可能性有一个封闭的结果，是有边界的；

2、正和反的概率是对称的，忽略竖立的结果，可以说正和反都是彼此的另一面；

3、不断扔硬币，结果会越来越接近于大数定律的结果，未来是确定的，是收敛的。

但我们的现实世界，也包括模拟现实世界的股票市场，和扔硬币不太一样，我一一对比如下：

1、现实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就像宇宙大爆炸，是不断分岔、不断外延的，所有的可能性像是不断分裂的平行宇宙；

2、我们习惯于说好的反义词是坏，善的反义词是恶。这种二元化的方法，并不具备完备性。就像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而是反脆弱。作恶的反义词不是行善，而是不作恶。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遗忘；

3、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混乱。宇宙万物越来越无序，一切终将逝去。

人们经常只引用“名人名言”的半截，彼得·林奇的那句“不要拔掉鲜花浇灌野草”同样如此。他的原话如下：

一些投资者总是习惯性地卖出“赢家”--股价上涨的股票，却死抱住“输家”--股价下跌的股票，这种投资策略如同拔掉鲜花却浇灌野草一样愚蠢透顶；

另外一些人则相反，卖出“输家”--股价下跌的股票，却死抱住“赢家”--股价上涨的股票，这种投资策略也高明不了多少。

你看，彼得·林奇的意思是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就像有人让你猜硬币，你说要么正要么反要么竖，结果那个家伙说：都不是。你很生气地让他打开手掌，发现硬币仍然在转动着......

为什么两头都不对呢？彼得·林奇的解释是：

这两种策略都十分失败的原因在于，二者都把当前股票价格变化看做公司基本价值变化的指示器。

正如我们看到的，当前的股票价格变化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一家公司发展前景变化的任何信息，并且有时股价变化与基本面变化的方向完全相反。

六

几乎所有试图寻找“投资圣杯”的行为，都是刻舟求剑。

所以，本文不会顺着“窄框架”和“风险规避”，去探索如何让赚钱变容易。

彼得·林奇的意思很清楚了--

第一阶：别拔掉鲜花灌溉野草，反之也未必对；

第二阶：你如何识别鲜花和野草？你的标准是什么？

第三阶：你凭什么比别人更能识别这一点？否则该如何出价呢？

第四阶：如果市场的非理性不理睬你的价值判断怎么办？例如大家就是觉得野草比鲜花值钱。

我对“金钱是认知的变现”这类说法颇感不安。广义而言这句话当然没错，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却误导了太多人。

如果我们说，金钱是知识的变现，大家一定会一笑了之。

但为什么把“知识”换成“认知”，就觉得很有道理呢？

也许知识如猫，认知如鬼，画鬼容易画猫难。

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

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和语言等。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认知过程。

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太笼统、太宽泛、太简化了。按照这个逻辑，说“财富是人的变现”，或是说“财富是知行的变现”，全都正确，也全都毫无意义。

塞勒、卡尼曼、特沃斯基、林奇、巴菲特等人，算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了，他们的理论精炼、生动，直指事物的本质，堪称“认知”的山峰。

然而，这些认知，对于赚钱毫无帮助，它们只能帮助你在没赚到钱之后自我反省。

再好一点儿的话，是让人意识到赚钱是件很艰难的事情。所以，干脆别瞎折腾了。

也许你会说，“金钱是认知的变现”这句话本来就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很不幸，大部分人赚到的大部分钱，靠的是运气，而非所谓认知。

再有，这句话会误导很多人。一类是小白，一类是聪明人。前者无畏，后者自以为“不无知”。

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能用当下流行的那类“认知”去做数学题、去下棋吗？

每年高考结束，一大堆人讨论作文，极少有人讨论数学或者物理。“作文”犹如泛化的“认知”，人人皆有参与指点的冲动和幻觉。可是，你的认知再厉害，面对数学题该不会还是不会。

再想想看，对比起数学（不是顶尖研究的那种），投资难多了。凭什么投资就可以靠“认知”去变现呢？

我一直有如下观点：

所有精准的游戏（包括进而被称之为学问的），都需要扎实而艰辛的基本功；

反之，所有无需基本功、或能靠“悟”达至巅峰的，全是巫术。

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类的玄学之沉迷与滥用，是科学和理性的大敌。

现如今流行的“认知”，不过是“悟”的另一种包装而已。

七

投资经验，以及成功经验，和性高潮一样无法传授。

有人在股东大会上提问：如果仅选择一只股票来对抗高通胀，你们会选择什么？为什么？

巴菲特回答：

“你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某件事上做得特别好。不管有没有经济利益，人们会给你一些他们生产的东西来换取你能提供的东西/技能，最好的一项投资就是开发自己。

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就不用担心钱因高通胀而贬值了。”

你看，这个最会选股票的家伙，“居然”连一只股票也推荐不出来。

上面那段话，绝非是一碗“最好的投资是自己”的虚幻鸡汤。

巴菲特那么说，是因为：打牌人是自己手中最大的那张牌，尤其是对资本决策者而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圈，别人的好牌未必是你的好牌。

这句话的另外一重含义是：投资没有圣杯。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的。

这正是投资艰难之处，也是有趣的地方。投资更像德扑，而非围棋。事实上围棋比德扑更让职业玩家绝望。

我有一次和职业做投资的朋友聊天，谈及自己对投资还是门外汉。我打了个比方：例如关于围棋，作为爱好者我勉强算是入门了。衡量标准是，只要我持续花时间，就有办法让自己的围棋水平顺着某条曲线提高。例如做死活题，多对局，用AI复盘。

但是对于投资，我没找到修炼的方法，找不到那条曲线。力不到不为财，我凭什么赚到那笔钱？

过于强调投资的“专业性”这一面似乎有些刻板，也有点儿试图找到因果线性关系的嫌疑。

很多时候人们说投资更像艺术，巴菲特也说投资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大学里并没开设“炒股学”。似乎理性、耐心和常识（又或者反之如“激情、野心和想象力”）才是关键。

关于“只可意会”的东西，我向来好奇且警觉。

年少学棋时看武宫正树的“宇宙流”，感觉气势磅礴，如浪漫骑士。后来听专业棋手评价，武宫正树的基本功极其扎实，对杀和官子皆为顶尖水平。否则如何“浪”得起来？

再看为我们端出鸡汤的巴菲特，慈祥模样背后，其实是一位奋战终身的斗士。他从小做生意，经历了各种商业的历练；他有着扎实的经济和数学功底，对金融和实业都有极深的洞察；他下过无数次的“注”，犹如打过很多场实战的乔丹；他天生冷血，下注时不受七情六欲的羁绊；他一生只爱投资一件事，每分每秒都专注于此。

成为股神，需要“专业+认知+肌肉+反人性”，以及非常非常好的运气。

即使如此，他也会买“错”IBM，随后干脆地认错清仓。但没白“错”，接下来大举买入苹果，仓位几乎占到他持有股票市值的一半（不包括私营公司股份）。

更难得的是，他一辈子都在不断向前延伸。数十年来他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永远只讲那些最基本的常识，类似于“人不吃饭会饿，不喝水会渴”。--很老土，但几乎不会过时。

巴菲特也没试图总结自己的原则和公式。在他眼中，投资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伯克希尔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它的大小是无限的，它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画布，我可以画我想画的东西。”

八

塞勒将自己的研究，从纽约出租车司机，扩展到了证券市场，并以此解释了“股价溢价之谜”。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市场的股票收益远远超过了债券。这是因为市场给喜欢冒险的人的补偿吗？

塞勒发现，投资人和出租车司机一样，用“窄框架”来评估自己的收益。他们频繁计算自己的盈亏。因为“损失规避”的心理作用，太频繁的评估会让当事人很不安。

股票是波动的，每天盯着股票看，就像船上的人死盯着船舷下的水浪，格外让人头晕。

所以即使股票投资有更好的期望收益（年化收益约为7%），人们也会放弃自己的概率权，宁可只持有回报低于1%的国库券。

心理账户的过于狭窄，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和财富的增长。

有趣的是，巴菲特和芒格的死对头马斯克，也在推特上发了一段很“价值投资”的建议：

“买几家你相信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公司的股票。直到你认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开始变糟时才卖出，别因市场的波动而恐慌。从长远看，这将对你很有帮助。”

如果不告诉你这是马斯克发的，没准儿会觉得这是巴菲特的话吧。

而与马斯克互骂已久的贝佐斯，也转发了投资人格利的一段话：

“整整一代企业家和科技投资者都是在长达13年的惊人牛市的下半场建立起他们对估值的全部看法的。对很多人来说，‘去经验’（unlearning）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令人惊讶的、令人不安的。”

我在朋友圈，也看见一位资深的投资人朋友感慨，享受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还以为是人生常态，其实不然。时间的长河总是起起伏伏。

贝佐斯对格利上面那段话回应到：

“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了本轮牛市的非凡性。牛市确实让不少人收益长虹，直到牛市不再。市场会教育人，教训可能是惨痛的。”

以更大的时间框架，来理解世界，应对世界，改变世界，是巴菲特、马斯克、贝佐斯们的共识。

他们几位风格迥异，平日互不待见。但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也许他们会聊得很开心，甚至会喝上几杯。

毕竟“聪明、理性和真诚”是相通的，也是稀缺的。

九

塞勒倒是真的用认知变现了。除了拿到100多万美金的诺奖奖金，他旗下的UBVLX的业绩从基金成立日1998年12月28日开始计算，到2017年9月底的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832.44%，过去5年的回报也还可以。

塞勒参与的基金的秘密，采用“反向投资策略”，从投资人的不理性行为中赚取超额收益。其公司网站上这样说到：

最疯狂的事情是你认为人类每时每刻都会按照逻辑行动。

他不做那些复杂的分析，而是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做判断，例如发现一家公司的CFO突然增持了一倍股份，这极可能是一家公司发生好转的重要信号。

他还参与了另外一家基金，卡尼曼也有份儿。未必是说行为经济学家都很会赚钱，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

当然，极有可能塞勒在基金里贡献的是名气和智慧，具体操盘另有专业人士。

即使如此，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当中，能用“认知”在财富领域变现的，少之又少。

假如非要说认知，也许最关键的就是打破认知的框架，保持开放性。

2013年，经济学家法玛、汉森和席勒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趣的是，法玛和席勒从来都是“敌对的”：

• 法玛是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之一，芝加哥大学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大本营，法玛以提出“有效市场假说”而闻名；

• 席勒是行为金融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一些非理性的偏离是存在可预测的规律的。

法玛的理论是：资产价格的变动是无法预测的，因为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既有信息。正是他的观念，促进了指数基金的兴起。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这样解释：

“被蒙住眼睛的猴子向报纸的金融版面投射飞镖选中的投资组合，与专家精心挑选的投资组合一样好。”

法玛甚至不相信泡沫的存在，因为资产价格反映了所有可用的信息。

而席勒则以预测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的房地产泡沫著称，他研究市场的低效与人的非理性，证明股票价格的波动性要大于公司股息的波动性。他认为：

“大众心理或许才是导致股票市场总体价格水平出现变动的主要原因。”

将当年的经济学奖同时授予“对立的”法玛和席勒，代表了这样一种态度：“经济学领域尚未就一个基本的、重要的问题——市场如何运行——达成一致意见”。

橡树资本的马克斯调和了法玛和席勒的观点：

有效市场理论并非金融市场的全部真相，主流市场的确变得愈发有效，但无效性永远都在。

他认为杰出的投资者之所以能够战胜市场，正因为他们善于在有效市场中寻找无效性。

按照我们的传统，像马克斯这样“阴阳调和”简直是“显而易见”，法玛和席勒才是幼稚的钻牛角尖。

说到这儿，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说一下哲学和科学，尤其是那些自上而下鸟瞰一切的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原子论：万物由原子构成。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说，这些原子“太小了，因此我们无法感知到它们……它们，或者说这些元素……让可见、可感知的物质”得以形成。

“原子论”看起来有惊人的远见和洞察力。但科学家认为他们只是碰巧撞上了一部分事实而已。

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说：

“这些早期的原子论者看似相当超前，但是（一元论者们）‘错了’，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对了’，这种对错之分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物质的密度、硬度或导电性，即使泰勒斯或德谟克利特告诉我们石头是由水或原子构成的，我们又能在理解自然的路上走多远呢？”

爱因斯坦和因菲尔德用一个比喻描述了如此“希腊困境”：

古希腊自然世界的探索者们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表的机械结构（机制），他却只能盯着表盘和不停转动的指针，听着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因为表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如果他还算机灵，他可以绘制一幅机芯图，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释。

但是他……可能永远都不能用真正的机芯与自己绘制出的图纸两相对照。他觉得这样的对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确切来说，爱因斯坦反对的是“捣糨糊”。他们想要打开黑盒子，看个究竟。

法玛和席勒的观点，并非硬币的正反面。他们也许各自发现了手表内部的某个齿轮。我们当然可以说手表是整体的，是一个系统，是多个齿轮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如果因此而不打开手表探究机芯的真正结构，这种大而化之的哲学思考毫无意义。

就像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她从传统医学获得灵感，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提取有效成分，方能造福于人类。

我倒不是要像费曼那样说科学一路踢哲学家的屁股，那样就可能陷入“科学原教旨主义”。如索罗斯般进行哲学思考，并拉低姿态自称“金融炼金术”，也是值得称赞的态度。

反而是那些教条式地拥抱ETF和核心资产的人，在该交给随机性和概率的地方，拼命去找公式，相当于在大海的船板上雕花，却忽略了巨浪和冰山。--这是一种对确定性幻觉的追求。

说说萨缪尔森吧，他是“有效市场理论”的坚定捍卫者，相信“没有人能打败股市”。但他很早就买了巴菲特公司的股票，一直拿到2009年去世，大赚其钱。

巴菲特一直嘲笑“有效市场理论”，但是他对大众唯一给出过的投资建议，就是购买（米国的）指数基金。

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如下态度：

• 我有自己坚持的观点，但我也可能是错的。

• 我的理论（信念）在某个局部起作用，我的反对者也许有另外的角度；

• 深入本质，但不陷入局部陷阱；鸟瞰全局，但别用所谓的整体观去捣糨糊。
  

从世俗智慧的角度看，萨缪尔森买巴菲特的股票，还做了某种对冲：

• 如果巴菲特成功，萨缪尔森发大财；

• 如果巴菲特失败，则有效市场理论被有力证明。

十

有些事情，例如“普通人别炒股”，以及别的某些常识，需要人用近一代的时间（一般是10-20年）去“亲自体验”。

等他领悟了，可能已经来不及（或是没勇气）再来一轮了，从此陷入怀疑，沉沦于虚无。

而往往这些代际之间的智慧，有赖于代代相传，并需要以群体性的沉思为土壤。

我看过一个90后讲自己的买股票经历：

Ta很聪明，懂得“买股票是买公司”。于是选了两家好赛道的中概股明星企业，“市场总盘子广阔且在增长，公司模式也很新”。

Ta也懂得好公司还需要好价格，于是在跌入时买入，越跌越买，“这么好的公司，已经跌了十倍，还能跌到哪里呢”？然而，又跌了几倍。

这位年轻人也懂期望值和赔率，认为若是买错了最多归零，买对了会赚几倍。

那Ta错在哪里了？

没错，屠呦呦是从民间药方获得灵感。她和团队选出约2千个有关对抗疟疾的药方，筛选后集中针对200种中草药的380个可能药方研究，最终锁定从青蒿中提取抗疟疾药。

初期的提取有效成分失败，因为当时的中药方剂都需要煎煮，而高温会破坏所有的青蒿素。她进而用乙醚萃取黄花蒿，经过一系列纯化，最终获得青蒿素。

如上图，青蒿素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相对分子质量282.34。

屠呦呦的成就，不是靠古希腊哲学家般的猜想，而是靠科学方法和大量实验，历经了无数的失败。

上面那位90后的Ta，懂很多投资的名词，知道“赛道”，知道概率，知道“别人恐慌时我贪婪”。

然而，知道一个名词，和理解一个概念完全不同，和知道一个原理完全不同；知道一个原理，和洞察后面的机制完全不同；洞察后面的机制，和在现实世界中运用也有着遥远的距离。

上面那位年轻人最终割肉离场。Ta对自己的反思是：该逃顶的时候没逃，该止损的时候没止损，乐观的时候是因为太容易被机构忽悠，悲观的时候是因为太过于情绪化。

这些反思也许只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还停留在“拿着一块表不打开胡乱猜里面的齿轮如何工作如何不工作”的阶段。

但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年轻人对“投资很难”这件事的理解，而是：

Ta的余生都不再相信，一个人可以凭借思考上的劳作去实现富足的生活；Ta开始觉得，一切不过是宿命；Ta从此老去，过上了一种自哀自怨的人生。

这同样是一种“窄框架”的思维陷阱。人生很长，10年不过是其中的一小段。这个10年的行情不好，我们就早点收工回家，休息，忍耐，等待；下个10年好的时候，我们就多工作一会儿，拿出更大的盆来接天上掉下的馅饼。

人或许的确是“时代浪潮下一条微不足道、随波逐流的小鱼”，但我们可以打破“窄框架”，从更长的周期进行跨期决策，做一条学会冲浪的长寿小鱼。

最后

对我而言，写作（或者思考）的乐趣，也在于其预计之外的随机性。

起初，我只是想思考一下“窄框架”和“风险规避”。

决策的连续性常常被我们忽视。

大多数情况下，人生悬而未决。我们不得不在灰度中前行，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行动，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付出，在寒冬幻想盛夏的果实并为之播种。

这非常非常难。

为了确定性，人们愿意付出任何不确定的代价。我的一些朋友，不管多么聪明，多么勤奋，多么有野心，却希望以安稳为底线来实现超额回报。

也就是说，每天的钱要赚到手，然后也要发大财。我认为这种心态没有任何问题，好过倾家荡产去赌博去创业。而且，这类感觉和判断是非常私人的，例如在马斯克眼中我等俗人都是胆小如鼠的咸鱼。

人们对均匀性和确定性的迷恋与依赖，呈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小白们停留在概念的表面，聪明人们则去探寻算法和圣杯。然而，一旦他们不能意识到，现实世界是由不断爆炸的无限可能构成的，就会陷入追求确定性的陷阱。

本文对塞勒、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席勒的行为经济学的走马观花，是对“理性地研究人类的非理性”的致敬。出世的研究和入世的实践可以充满趣味地并行，数字的精确与心理的含混也能够彼此描述。

从”损失厌恶“曲线来看，当我们因为失败而难受而恐惧时，记得将自己的内心感受的强度调低两倍到三倍，别太害怕，乐观点儿。

投资没有圣杯。我再次探讨了科学和人类的无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为何赚钱这么难？因为熵增定律，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的运气太好太罕见所以总该“回归”，因为投资需要“专业+认知+肌肉+反人性”，以及非常非常好的运气。

但不要因为某个阶段的失败和损失而怀疑未来。尤其是年轻人，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跨期替代”，不要浪费了自己的青春的痛苦。

“展望理论”的重要发现是，人类是用“比较”来感知整个世界的。

《基督山伯爵》的最后一段写道：

世界上既无所谓快乐或也无所谓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不幸的人才能体会最大的快乐。

大仲马由此呼吁：莫雷尔，我们必须体验过死的痛苦，才能体会到生的快乐。所以，我心爱的孩子们，享受生命的快乐吧！

可是，痛苦和快乐并不对称。于是许多人此生在遭遇了一次波谷之后，就放弃了随后的波峰。

只有时间才是生命真正的资产。基督山伯爵在狱中等待了14年，才完成复仇；《肖申克的救赎》的主人公用了近20年，才挖出一条通往美丽海滩的狗洞。

巴菲特花了60年，才等到机会，以116亿美元全现金收购财产及意外事故再保险公司Alleghany Corp，此时他已经92岁。

未来很长，你还年轻。

永远不要忘记。在上帝还没有作出他的决定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就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孤独大脑

煮熟的鸭子飞得快。

开始

首先，必须申明：在现实中“稳赚”的机会极少。

好几次听到人说：自己有个“稳赚”100万或更多钱的机会。

我回应：我宁可相信你有很大的机会赚一个亿，也不愿意相信你能“稳赚”100万，除非是定期存款什么的。

然而，《稳赚的原理》绝非“标题党”，而是一个关于“概率、期望值、跨期下注、选择权、对冲”的严谨而有趣的描述。

稳赚需要有具体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非常隐蔽，经常被忽视。

并且，假如你懂得了“稳赚的机会原理”，就可以反向设计让自己“稳赚”的那些前提条件，从而获得对手所不具备的概率优势。

由此，我将谈及“概率权”的把握和主动设计。这些智慧是投资和决策的第一性原理。

本文涉及的计算并不复杂，但真正能够理解的人也许不到1%。所以假如你没学过概率，没有决策经验，从未用自己的钱下过注，就不要轻易怀疑文中计算的正确性。

然而我也只是自学过概率，有过心不在焉的决策经验，用自己的钱下注的战绩也不算惊艳，所以我算错、讲错的可能性仍然有。我对本文主题的兴趣超越了自己可能出错的羞愧。

请你从数学和实践的角度来对本文的计算与观点提出质疑和讨论。在亲自动手算清楚前，那些文字和道理层面的“解释”与争吵毫无意义。

01

最小回报最大化

让我们从《普林斯顿概率论读本》的一道题开始：

有人在拉斯维加斯下了一个赌注，押A球队能在常规赛中保持不败，最后赢得冠军，赔率是1000比1，他下注了500美元，若获胜将拿走50万美元。

他运气不错，A球队进入了总决赛，并在比赛中以微弱优势领先于对手B球队。这时候拉斯维加斯打来电话，说愿意用15万美元买走他的下注。

• 如果他答应，15万美元马上到手，但可能失去赚50万的机会；
  

• 如果他不答应，就有机会拿走50万美元，但也可能一分钱都赚不到。

你会选择哪一个？

上面那位球迷对A球队很有信心，拒绝了“立即拿走15万美元”，而是选择已经快到嘴边的50万美元。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第四十二届超级碗，巨人队（B球队）在终场前35秒大逆转，赢了爱国者队（A球队）。那位朋友的50万美元就这样飞走了。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谓的胜券在握，真的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这位下注者做错了什么？

如果我们假设A球队的获胜概率大于50%，那么下注A球队的期望值也大于（50万✖️50%=25万）。该期望值既然大于15万。所以下注者的选择“拒绝拉斯维加斯开出的15万条件”，似乎是对的。

从概率的角度看，有些正确的选择未必有对的结果。类似于打德扑这类多次博弈，把决策的过程和结果分开看（虽然仍是一个整体），是传奇女扑克牌手安妮·杜克的关键思维模式。

可是，数十万美金，对谁都不是小数字。而且对于普通球迷来说，用500美元换来这么大的赢钱机会，一辈子都难得有一次。如果无法多次重复，概率思维还有用吗？

更不用说还有期望效用和损失厌恶对决策者的影响。

其实，下注者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可以让他稳赢数十万美元！

《普林斯顿概率论读本》的作者米勒教授给出了具体的方法--对冲：

下注者当时可以再下注押B球队赢。这样，不管哪一方获胜，他都可以有可观的收入。

让我们来算一下：

假设A球队的胜率是80%，因为拉斯维加斯要利用赔率差来赚钱，所以假设赔率是3，就胜率而言，这是一个对下注者不利的赔率。

（这部分表述和书中略有不同。）

这样一来，不管是A队赢，还是B队赢，下注者都会稳赚。

那么应该下注多少呢？

A队胜的回报是（50万-500-B），B队胜的回报是（B✖️3-500-B），由于双边下注，我们至少会获得两种结果中较小的那个回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令两种结果中较小的那个数值最大化。

如上图，横坐标是B的数值，即下注于B球队的金额：

• 红线是假如A获胜的回报，表示为：（50万-500-B）

• 蓝线是假如B获胜的回报，表示为：（B✖️3-500-B）

纵坐标是A队胜和B队胜的不同回报。图中实线部分，是两种可能结果中的最小值，如图可知最小值的最高点是（B✖️3=50万）。

当（B✖️3=50万）时，不管哪一边获胜，我们赚到的金额是一样的。

计算结果是：B约为16.67万美元，下注者可以稳赚的金额是33.28万。

对冲之后，稳赚的金额比拉斯维加斯开出的收购价要高，同时也避免了因为意外发生而导致的50万“概率收益”归零。

我们可以将第二次押B队赢的行为，视为给起初押A队赢的概率权买个保险。考虑到单边押A队赢的期望值为（50万✖️80%=40万美元），押注于B队赢的16.67万美元在扣除成本后，换来稳赢的33.28万，还是很合算的。

请尤其留意，在另外一头下注，不可避免地拉低了整体期望值，原因是：拉斯维加斯对赔率的控制，令下注者押B球队的独立期望值是负数。

假设下注金额是B，A队的胜率是80%，赔率是3，500和B是两头下注的本金，那么预期收益是：

80%✖️500000+20%✖️B✖️3-（500+B）

而只押注于A队的期望值，是：80%✖️500000-500.

显然后者大于前者。

为什么我们要做“拉低期望值”的事情？第5节会有解释。

02

把“煮熟的鸭子”吃到嘴

对上一节做个小结：

1、为什么会有一个稳赚的机会？是因为主角手中拥有一个“概率权”，也就是“他花500美元以1000比1的赔率押A队赢”这个权利，并且当时A进入了总决赛。该概率权按照期望值计算价值40万美元。

2、赌场开价15万买主角手中的“概率权”，应该只是一个套利行为。肯定是有另外的买家愿意出价20万，所以赌场当了二道贩子。

当然，这些开价是以赔率差的形式出现的。例如赌场给主角的15万开价，相当于是300比1的赔率，但一定有买家愿意以更高的赔率（例如400比1，即20万）来购买主角手中的下注，赌场只需转手赚差价，风险是零。

所以平台最厉害的地方，是通过赔率差，来倒买倒卖“概率权”以赚取平台收益。

进而，各个领域别的平台，包括电商啊，短视频啊，其概率权套利，主要来自参与者只要高赔率，而不在意期望值为负。所以专家要创造出“认知盈余”这类概念来弥补一下。

3、主角的对冲机会，是通过不同时期的两个“跨期下注”构成的。这两个不同时空的下注，构成了某种“势能”。你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通过分别下注A队和B队来实现稳赢的收益，除非平台出现了漏洞。

当然，不排除因为其他参与者们在观点和下注上的不均匀，也会产生某些局部的套利机会。

4、对冲下注时，目的是为了让最小收益最大化。在求该值的计算中，只考虑了赔率，而没有考虑胜率（即事件不同结果的发生概率）。这是一种典型的风险意识。

5、意外，本来就是带来极大伤害的极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又或是被当事人误以为是小概率的大概率事件，又或者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时间的累积而变成大概率事件。当有杠杆效应较大的赔率机会，可以用来形成意外事件的安全气囊。

6、由于球类游戏充满了不确定性，并且总决赛的次数有限，下注者无法像玩儿德州扑克那样通过大量重复，以令大数定律“显形”。所以，即使是在主观胜率很高的情况下，通过“保险策略”对冲尾部风险，对于业余下注者而言，也是值得的。

7、上面的例子里，对冲牺牲了一小部分期望值，换来了一些确定性，体现为在不同结果上的回报分布是均匀的。后面会提及在多次博弈中，这种均匀分布对整体回报的好处。

8、案例里下注者随着比赛的进程，对B球队下注对冲风险，以获得稳赢的结果，也算是某种贝叶斯更新，根据新的信息来评估过去的决策和概率权，并更新下注。

9、在围棋里，占据优势的一方，有两种锁定胜局的方向：一个是乘胜追击，放大优势；一个是缩短战线，甚至主动让出一些利益，让对手没有翻盘的机会。毕竟对围棋而言，赢半目和赢100目没什么区别。

10、对冲，是从优势到胜局，真正把鸭子吃到嘴，防止煮熟的鸭子飞掉。至于见好就收的尺度，其实和乘胜追击一样不易把握。

根据墨菲定律，煮熟的鸭子早晚会飞掉。

03

“概率权”是什么

概率权，是我“发明”的一个概念，来自某次我对一道趣题的8个解答。

如上，一道”简单”的选择题。你按红色按钮？还是绿色？

这道题比想象中有趣，我来回答一下:

1、根据期望值理论，绿色按钮价值5千万；

2、很多人仍然愿意选拿到确认的100万，因为他们无法忍受50%概率的什么都拿不到，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多次博弈游戏，人生能有几回搏？

3、换而言之，假如一个人无法承受“什么都没有”，那么右边的选择就相当于“你有50%概率得到一个亿，有50%概率死掉”。你当然无法承受死，何况高达50%概率；

4、开放地想，假如你拥有这个选择的权利，也就是“概率权”，你可将右侧价值五千万的概率权卖给一个有承受力的人，例如两千万（甚至更高）卖给他；

5、继续优化上一条，考虑到增加“找到愿意购买你该选择权利的人”的可能性，你可以只用100万（低首付）卖掉这个权利，但要求购买者中得一个亿时和你分成；

6、再进一步，你可以把这个选择权做成彩票公开发行，将选择权切碎了零售，两块钱一张，印两亿张。头奖一个亿。对比5，风险更低，收益更大；

7、鉴于6的成功商业模式，开始募集下一笔一个亿作为头奖，令其成为一项生意；

8、按照P/E估值，募集20亿，公开上市，市值100亿。

那么，买走你的“概率权”的人吃亏了吗？

并没有。

重点不是他很有钱，更有承受力，而是他有机会将你卖给他的概率权以更好的价格变现。

就像本文开头的案例里，拉斯维加斯愿意用15万美元买走主角手中的概率权，是因为赌场很容易就可以将该概率权加价转手。

买走你的“按钮”概率权的人，可能是个概率权批发商。例如他手上收购了成千上万你那样的“按钮”概率权，所以大数定律帮助他实现了稳定的正期望值。所以他不惧怕波动性，不介意一城一池的得失，他就是赌场，是平台。

当然，他也可以按照上面的“6、7、8”，把你的一整个概率权，拆成许多个小的概率权，以小投入和大赔率为吸引力，将一个大概率权变成了无数个对买家而言胜率几乎为零的小概率权。

04

跨越时空的选择权

概率权，是基于概率计算的未来选择权。

我给概率权搭了个简单的框架：

1、基于期望值计算的（与空间有关的）概率权。

历史上赢得了彩票的人，都是利用了彩池偶然出现的正期望值。

所以他们抓住机会拼命买，买的越多，越接近于大数定律下的期望值。另外一方面绝对收益也更大。

但是，如果面对负的期望值，再死磕，也没用。勤奋对于赌博和买彩票这类期望值为负的事情毫无意义。

2、基于贝叶斯更新的（与时间有关的）概率权。

创业上的快速试错，是希望通过贝叶斯更新，不断优化商业模式上的概率，直至发现正期望值的套利机会。

厉害的人，会不停扔骰子，去看骰子怎么说。这就是蒙特卡洛的仿真模拟，在一个可以收敛的半径内，聪明地犯错误。

不仅从别人那里学习，还敢于亲自当骰子。

贝叶斯学派相信模拟不确定性是学习的关键，并利用贝叶斯网络和马尔科夫网络来工作。

3、基于三层结构的概率权。

这三层分别是资源层、配置层、执行层。

世俗世界的最终结果取决于三者概率相乘的结果。

该结构强调的是资源、决策、能力圈对概率权的影响。

4、在一个博弈环境中制造有相对优势的（基于统计学的）概率权。

放弃追求所谓最优，只在乎发现相对的概率优势。这是一种套利思维。

有时候，利用的是对概率计算的认知优势；有时候，利用的是竞争对手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感。

5、概率权还是“无所不知者”对概率的分配权。

例如，流量、IP等等，背后其实都是平台的概率权分配游戏。

所以，最好的商业模式，尤其是那些平台型商业，本质上是制造了一个“赌场”。

如此一来，平台就成为概率权的设计者，和分配者。

期权是概率权的一种。期权（在中国台湾被称作选择权），是一种选择交易与否的权利。该合约赋予持有人在某一特定日期或该日之前的任何时间以固定价格购进或售出一种资产的权利。

但概率权不止是期权。

6、概率权决定了资源配置和赔率设定。

决策是面向未来分配资源，包括“资金、认知、时间、劳作”等各种资源，相当于为不确定性下注。

期望值的计算，是未来可能性的折现。然而大部分人并非职业决策者或下注者，所以基于大数定律的期望值经常只是一个数字上的馅饼。

概率权，能够让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更好地实现“未来可能性”的价值，也能指引我们在当下分配资源，并沿着时间线优化概率，调整赔率，找寻被他人低价甩卖的概率权，找到平台式的低风险套利机会。

不同的概率权之间，会形成势能差。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对冲来赚取相对稳定的收益。

05

为概率权买保险

稳赚和时间的关系，至少有两个角度。 一个是单次下注，一个是多次下注。

第一个角度，如本文开篇的案例，谈及了在一个单次游戏中，如何利用对冲，去实现无法通过许多次重复而接近的期望值。毕竟人生苦短，历史虽然押韵却从不重复。

第二个角度是，一个人的财富仍然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其多次下注的连续性构成了最终的长期复合年化回报，从而实现了所谓复利。

（以下案例来自戴国晨翻译的文章。）

是什么影响了复合年均收益率？

Universa基金的马克·斯皮茨纳格尔提了一个“波动率税”的概念：

第一年100万跌50%变成50万，第二年50万却要涨100%才能变回100万。

• 算术平均值看，年均回报是25%；
  

• 几何平均值看，年均回报是0%。

由此可见，假如短期大幅回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复。这种收益上的不对称性，导致了负向的复利效应，从而极大影响了复合年均收益率。

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是，如果一个投硬币的游戏，正面亏50%， 反面赚100%， 条件是你每次都要All in，你会参与吗？

这个游戏看起来非常好，但是算下来，（1-50%）✖️（1+100%）=1，复合增长率是零，回报的几何平均值是0%，所以不值得参与。除非你能够放弃All in，利用凯利公式来控制每次的下注比例。

如何付出更少的“波动率税”？马克·斯皮茨纳格尔提出了尾部对冲的保险策略：

例如用3%的资产购买“崩盘时能获得900%的超高回报”的保险，这种保险的算术平均回报率是0%，复合平均回报率为-100%，但是却能很好地保护另外97%资产，有效避免整体资产的大幅回撤。

其原理是：通过赔率杠杆，牺牲了较小仓位资产的算术平均值回报，避免了主要仓位资产的较大回撤，从而避免了波动，提高了几何平均值回报。

因为付出了更少的“波动率税”，所以降低了负向的复利效应，提高了复合年均收益率。当然，最终也令总财富更多。

马克·斯皮茨纳格尔在文中提及：将3%配置0%平均回报的保险策略等效于将3%配置于30%年化回报的固定收益策略。

对比本文开头下注球队的例子，下注B球队也是相当于为“概率权”买个保险。而且那个保险本身是负期望值的。该保险有点儿像是“空间不确定性”的保险，不管现实结果落在哪一个平行宇宙，A队获胜还是B队获胜，下注人都能够稳赚。

Universa基金的保险策略，则像是“时间不确定性”的保险，通过拉平糟糕年份的较大回撤，提高了年回报率的几何平均值。

两种策略，都体现出了全局观。从这个角度看，长期主义其实是时间的全局观，其体现的时间哲学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概率权被压缩在完整的时空里。

以“保险策略”对冲不确定性，体现了马克·斯皮茨纳格尔的这样一种理念：

不依赖于对崩盘概率的事前概率预测，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者过度自信、建模误差和无遍历性的问题（未来可能和过去不同）。

也因此，这种策略要能买到有较好赔率的（高度非线性的赔付结构）、被错误定价的金融标的物，更需要耐心守候，并在别人赚钱的时候忍受漫长的无聊。

然而，投资并无圣杯。AQR的创始人Asness就认为通过虚值期权实现的尾部对冲在很多时候是无效的策略，其费用高昂，保护作用有限。

06

管理风险而非收益

投资的第一原则是：永远不要亏（大）钱。

第二条原则是：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原则。

对于投资者而言，最重要的风险，是永久损失的可能性风险。

如今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不得不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行动，去做大概率正确的事情，或者根据胜率和赔率去做正期望值的投资，并期待大数定律的庇护。

有些99%正确的话是100%错误的。例如100个瓶子里面只有一个是空瓶子，说“这里的瓶子全是满的”，物理意义上是99%正确的，但100%是错误的。

不过对此错误，也会因为被证伪后的代价而有不同描述（或定义），例如：

• 100瓶水空一瓶倒无所谓，因为发挥作用的是99%；

• 但如果是描述99瓶正常，其中一瓶有毒，那么发挥作用的就是1%。

当我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投入“赌注”，既要算大概率，也要算小概率。

灰度认知，黑白决策，是我们必须做的。然而，当我们做一个大概率正确的事情时，前提是小概率的错误发生时我们也能承受。

每一件发生在未来的事情，都具有某些不确定性，可能有好结果，也可能会有坏结果。

某些领域的事情，例如创新，创意，科研，教育，以及各种与希望有关的事情，不必介意坏结果，哪怕好结果的成功概率很低，很微弱，也如同种子般值得被呵护。对于这类事情，是否值得你去做，取决于可能的好结果，而不必在意坏结果的发生。

而某些领域的事情，你是否应该去做，则取决于可能的坏结果。例如投资。假如你的某个股票不如自己想象中表现那么好，甚至大亏，你还能睡得香吗？若不能，就别碰。

所以，投资前问自己：你能承受多大风险？结婚了吗？伴侣收入多少？有孩子吗？有遗产吗？有老人要赡养吗？工作安全吗？需要这笔投资带来稳定现金流吗？最后能承受多大亏损？

别光想，假如这把赢了我的财产将达到多少。

现实中，我们经常将二者弄反了，例如在教育上过于追求让孩子不犯错，而在投资上过于相信自己美好愿望的那一面“一定会发生”。

人类的因果线性思维根深蒂固，即使是懂得概率的人也不能幸免，犹如在神舟飞船上刻舟求剑。有经验的赌徒和有智商的聪明人尤其喜欢预测未来，试图发现投资的炼金术。

在一个无法以过去推论未来的爆炸式展开的复杂世界里，我们必须用风险思维评估各种可能性，尤其是要为最糟糕结果的可能性装上安全气囊。

格雷厄姆说： “投资管理的精髓在于管理风险而不是收益，所有管理得当的组合都始于这一原则。”

我想起十多年前，与犹太人合作开发房地产。那时候打新股的回报率非常好，于是财务用账上的现金打新股。老外股东听闻后极为惊讶，财务解释说：打新股又没风险......

我们的市场太年轻，我们40年的改革开放太顺利，并且时间还太短。

被称为现代证券分析之父的格雷厄姆，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股灾，其共同账户亏损达70%，最后一次带杠杆的抄底，令他近乎破产。

“永远不要亏大钱”，必须经过一代人的血泪才会被理解。幸运的传承者则能秉承这一投资铁律，享受波动和风险所带来的超额收益，例如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

也许我们或多或少在经历格雷厄姆所经历过的，也许还没有。

07

概率工程学

投资到底是什么？

《与天为敌》引用了通用汽车的退休基金董事总经理查尔斯·钱皮恩的观点：

“投资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而是工程……我们的工作是对金融投资的风险进行管理和工程化。”

按照钱皮恩的说法，通用汽车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不要为了期望的收益而承受高于其对价的风险”。

该书作者伯恩斯坦认为，上面那句话蕴含了极高的哲学和数学认知。

按照字典上的定义，工程学、工程科学或工学，是通过研究与实践应用数学、自然科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的知识，以达到改良各行业中现有材料、土木建筑、机械、电机电子、仪器、系统、化学和加工步骤的设计和应用方式一门学科。

在高等学府中，将自然科学原理应用至服务业、工业、农业等各个生产部门所形成的诸多工程学科也称为工科和工学。

工程学的英文“engineering”一词来自于拉丁文ingenium（意为“巧妙”）和ingeniare（意为“设计”）。

我更愿意将投资称为“概率工程学”。

众所周知，概率思维，源自赌场。

工程学是自然科学原理在现实世界中的运用，不止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还包括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例如数字、金钱和概率。

意识到投资是工程，能够让人们打破幻觉，也对那些或善意或别有目的的“人人都有机会在投资上赚大钱”的言论有所警惕。

工程在乎适应和应用，推崇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解决现实问题，工程追求皮实，以适当冗余来实现使用期内的牢靠。

工程学不是去画一辆车或是在后院搭出一辆车，甚至也不是发明了一辆超级牛的车，而是能大规模造出许多车，并且穿越泥泞到达目的地。

偏偏投资是很容易产生幻觉的地方：

个人在纸上画了辆车就觉得自己可以造车了；

做了辆玩具车的人，没有意识到，“智慧的投资者对于对上一两次没有兴趣”；

能够接触前沿理论的聪明人，的确可以在实验室里用“Beta、夏普比率、协方差矩阵、肥尾......”造出一辆看上去很厉害的车，甚至可以在某个赛车场上赢几圈儿，然而一进泥地就完蛋。

以上种种，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自己可以正确预测未来。

然而，人类在地球上的命运，几乎从来不依赖于预测，而在乎适应，在乎冗余，在乎鲁棒性。

鲁棒性似乎比“反脆弱”这一概念更加具体。鲁棒是Robust的音译，也就是健壮和强壮的意思。它也是在异常和危险情况下系统生存的能力。

比如说，计算机软件在输入错误、磁盘故障、网络过载或有意攻击情况下，能否不死机、不崩溃，就是该软件的鲁棒性。

所谓“鲁棒性”，也是指控制系统在一定（结构，大小）的参数摄动下，维持其它某些性能的特性。

根据对性能的不同定义，可分为稳定鲁棒性和性能鲁棒性。以闭环系统的鲁棒性作为目标设计得到的固定控制器称为鲁棒控制器。

• 鲁棒性在进化论里指在突变时生物体的表型仍保持不变的能力。

• 鲁棒决策，是指一种“尽可能对不确定性免疫”，并在作出后相当长时间仍看上去不错的决策。

• 鲁棒统计，即使其假设与产生数据的真实模型不符，依然能良好运作的一种统计技巧。

（以上解释来自网络百科。）

《园丁与木匠》还将鲁棒性作为孩子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可谓再精确不过了。

回到本文的主题，就投资而言，鲁棒性是指：

我们的下注不应完全押宝于自己对未来预测正确，而是即使你预测错误，仍能够受到保护，甚至依然可以赚钱。

08

做个“世界配不上你”的人

本文提及的两个计算，一个是单次下注的对冲，一个是多次下注的对冲。

• “押注球队”的故事里，是主动降低“整体期望值”；
  

• “保险策略”的案例里，是主动降低局部的算术平均值。

这其中，似乎呼应了塔勒布的哲学： 

反脆弱，不用做预测大师，只需要改变赔付关系即可。

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在肥尾分布下，你很难进行“正确量级的预测”。

所以，“没有尾部对冲的投资者，就不该留在赌桌上。”

戴国晨的文章里总结说：

“金融领域风险管理的本质在于改变赔付关系，而不在于追求正确预测，因此只要在赔付关系上有利于自身，哪怕降低预测精度也无妨。”

我们姑且可以笼统地理解，主动降低期望值和算术平均值，以及降低预测精度，都是为了形成某种冗余，以对抗不确定性。

就像SpaceX擅长用民用级元件来替代航天级元件，除了省钱，还因为多重冗余带来的概率稳定性：

假如一个普通元件的稳定性是90%，两个普通元件同时出错的概率是1%，但价格可能只是稳定性达到99%的航天级元件的千分之一。

并且，很多时候对于局部的精度的追求是有极限的。

巴菲特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几个概念：

一个是买股票就是买公司。如此一来长期看股价就是公司价值的体现，从本质上克服了波动性。所谓均值回归，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人的实至名归。

一个是保持安全边际。找好公司，好价格，好文化，垄断生意，都是为了“安全边际”。

我自己创造的一个概念是：扩大认知半径，减小行动半径。

我们总说，一个人应该配得上他的世俗名利。其实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

一个人拥有的世俗名利最好配不上他这个人。

这中间，就是一个人的安全边际。这种主动退让，能够提高一个人的鲁棒性。

除此之外，还会带来某种不自知的美，和逍遥世内的宁静。

09

防守赢得冠军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棋手之一，李昌镐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能力，是锁定胜局的能力。

围棋是一种只要赢半目即可获胜的游戏，李昌镐经常以半目取胜，他如此解释道：

“在下棋过程中，如果我看到有机会去赢，哪怕是一个子的优势，我就会把优势稳稳守护到最后，而放弃另外一条赢20目以上‘好棋’的路。

一次师傅在复盘的时候跟我说道，你只要走这一步，就能赢很多子了，为什么不下呢？

我说，大胜的棋，也意味着冒大的风险。如果按照我的下法，能够保证赢一百盘棋，而且都是半目胜。”

也许只有既懂围棋又懂投资的人，才理解李昌镐这段话的妙处。

极少有人对此作出过正确的解读，有些人将此解释为笨功夫可以积累，也有人传颂李昌镐那句“每手棋我只求51％的效率”，可人们都理解错了。

围棋的目的，是指最大概率地追求比对手至少多半目地盘。

假如有一手棋有90%的概率实现这一点，为什么要选51%的那一手？

李昌镐所说的“51％的效率”，是指“局部、短期”看起来是不够充分的，不够狠的，似乎效率只有51%的一手棋，但从全局看，一定是追求全局获胜概率最大化的一手。

围棋里的局部最优和全局最优的矛盾，其实是个伪概念，因为评判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终局的胜利。既然如此，哪来的局部最优？假如有的话，也只是人类棋手的经验罢了。

在投资里，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体现在时间、概率、赔率上。

• 局部最优，有点儿像追求年回报的算术平均值最大；
  

• 全局最优，有点像追求复合年化回报率最大（对应几何平均值）。

在这里，用围棋和投资互相隐喻，既能量化地解释李昌镐的“每手棋我只求51％的效率”，又能生动地描述马克·斯皮茨纳格尔局部牺牲算术平均值的“保险策略”。

李昌镐追求赢半目而放弃赢20目，绝非龟缩防守或者躺平。领先者的消极防守经常导致局面逆转。你死我活的竞技，怎么可能不竭尽全力？

李昌镐的秘密在于“将棋盘变小”。获胜的时候他能够迅速缩短战线，将对方可能翻盘的地方一点点填平，如蟒蛇般慢慢地令对手窒息。

本文开篇那个押注球队的故事，押注B球队对冲风险以实现稳赢，相当于将棋盘变小，B球队即使获胜也不能影响下注者稳赢的收益。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以前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创造自己不可战胜的条件，并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使自己不被战胜，其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敌人能否被战胜，在于敌人是否给我们以可乘之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只能够使自己不被战胜，而不能使敌人一定会被我军战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见，却不能强求。

李昌镐最令对手抓狂的是，当你试图去击败他时，往往自己先露出了破绽。

马克·斯皮茨纳格尔喜欢的古训是：“防守赢得冠军”。

他说自己的Universa基金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并称：“风险管理和长期复合回报紧密连结，更像是一体的关系。”

超越了师父的巴菲特，采用的也是防御型投资。对比起木头姐的主动进攻，防御策略似乎更牢靠，时间拉长看回报也更好。

防御的背后，是追求全局最优的大局观，是蓄势以对抗无法预测的宏观走势，是通过等待和保有大量现金去捕猎别人甩卖的概率权，以及即使是捡便宜的时候都还要再加上“优先股”的保护。

韩国的《围棋》月刊对李昌镐有一段评论：

“对于一个职业棋手来讲，韧性不仅仅指精力和体力的持久性；它还包括对诱惑、过分自信以及轻率的时时警醒，是明察天下大势的胸怀与寸土不让的决心的有机结合。”

然而，尽管围棋的变化极其复杂，但仍然是一个完美博弈游戏，甚至算不上冯·诺伊曼眼中的博弈。

对比而言，投资或者现实生活中的随机性更强，运气成分更大。不确定性让人不安，然而确定性也许更令人绝望。要是像围棋那样，吴清源和李昌镐们等天才们就会令普通人们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

10

没有恐惧就没有希望

李昌镐16岁的时候就被人称为“少年姜太公”，他似乎天生就拥有一个棋手所需要的忍耐性，不管棋局如何波动，他也总是面无表情，犹如石佛。

据说他小时候不仅“迟钝”，而且胆小，经常因为犹豫不决而在公交车上坐过站。

“为什么你做什么都那么慢呢？”

“因为……我害怕。”

也许某些性格深处的东西，令李昌镐极度厌恶风险。天赋、苦练、胜利未必驱逐了他的恐惧，必须在棋盘上生存的他也许只是学会了与恐惧共存。

《沙丘》里主角面对恐惧时有一段祷词：

“我绝不能恐惧。恐惧是思维的杀手。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小死神。我要直面我的恐惧，让它穿越我的身体，当一切逝去，我将打开心眼看清它的轨迹。恐惧所剩无几，唯我独存。”

然而，恐惧无法消除，亦无需消除。恐惧充斥于生和死之间，伴随我们一生。

恐惧并不可耻。

斯宾诺莎说：“没有希望就没有恐惧，没有恐惧也就没有希望。”

人类的恐惧感，是我们洞察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测量仪，也是我们行动的指南针。恐惧是预测系统的一部分。

“艺高人胆大”的说法未必对，越是水平高的人，越能够洞察出风险，也越能感知到恐惧。高手绝非没有恐惧，而是可以在恐惧的时候还能走出理性的一步。

正如凯瑟琳·雷恩所言：“鲁莽往往以勇敢的名义出现，但它是另一回事，并不属于美德；勇敢直接来源于谨慎，而鲁莽则出于愚蠢和想当然”。

没有恐惧感的勇气不值得信赖。

投资交织着欲望、智慧、贪婪、忍耐和恐惧。

帕斯卡早就洞察了人类在“恐惧”这件事情上的不靠谱：

“在危险之外惧怕死亡，而身临险境时却不惧怕。这就是所谓人。”

熊市令人恐惧，而牛市却是普通投资者亏损的主要原因。亏得最狠的，往往是那种稳操胜券的机会。

• 有钱人，是以为稳定的东西一下子垮掉了；

• 穷人是每次都All in，不断被清空。

据传是由“那个时代最聪明的神学家”安东尼·阿尔诺所写的《逻辑或思维的艺术》一书中谈到，遭受雷击的概率微乎其微，但“许多人一听到雷声就惊恐万分”。作者随即断言：

“对遭受伤害的恐惧应该与两个因素成正比：一是伤害的严重程度，二是事件发生的概率。”

恐惧也许产生于未知，但恐惧不只应该靠确定性知识和科学来驱逐。

概率令我们重新理解恐惧和风险，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计算和应对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恐怖程度。其中有些被我们高估，有些被低估。

而概率权，也往往隐藏于“想象中的恐惧”和“实际上的恐惧”之间。

最后

现实是一个单线程的时间流，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幻觉之一。

现实更像平行宇宙的花园，我们随机漫步，穿行其间。

花园本身是一个不断外延的生态系统，是连环爆炸的无限游戏。

我们不能只设计自己穿行的那条路线，而是要从花园的整体来考虑。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间会到达花园的哪个角落。

花园由花草树木组成，但是花园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除了那些具体的构成单元，还有某些二阶、三阶、甚至更高阶的概念。

不能够持续去洞察和理解这些概念和原理，人类就无法摆脱抛弃了诸神之后的内心恐惧感。

同时，现实世界的不同时空，经由概率权被整合在一起。

将现实理解为平行宇宙，能让被困在单一时间流里的我们感知到“自由意志”。

尽管迄今为止无人知晓造物主的动机和设计机制，但万物之神并未约束人类的大脑的边界。甚至那些困扰我们的随机性，或许就是用来驱动人类想象力的。

我们的努力并非是在某个平行宇宙的分支里如困兽犹斗，而是不断拓展新的可能性，去努力，去下注，得到或失去，存在或湮灭。所谓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就是能够在时空的节点做出选择，并甘心情愿承担每一种后果。

除了想象力和智识之外，你的决策，和对未来资源的分配，应该跳出现实的枷锁。

这并非说是你要脱离现实。恰恰相反，在时间洪流的裹挟下的局部现实并非现实本身。时空的全局观未必会让你成为赢家，但一定能让此生更有趣。

假如人生是一场旅行，那么重点并非旅行工具有多豪华，也不关乎携带了多少金银珠宝，而是“我”，能够遍历此生。

（The End）

该训练营的所有收入，

全部用于发展未来春藤的愿景：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分享优质的教育资源。

我将全力而为，

但个人不会从中有任何收入。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孤独大脑